蒙帕纳斯是西蒙娜的故乡。除了1931年秋季到1936年夏季这五年间她被“流放”到了马赛和鲁昂之外，她都生活在利翁·德·贝尔福和瓦万十字路口之间。这位土生土长的蒙帕纳斯人十七岁时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为了反抗刻板的教育，她常去泡当地的酒吧；二十一岁时刚成年的她取得了大中学校教师资格，她也选择了蒙帕纳斯作为自己的居住地。孩提时代，她就非常喜欢溜进餐厅里通过橱窗，长时间观察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
1914年以前，这一带看起来还是一派乡村景象，很多宁静的小角落自巴尔扎克在此居住以来就没有什么改变。让·谷克多曾回忆过这里的葡萄园、蓿苜地，还有街道上铺路石的缝隙间长出的杂草，但是蒙帕纳斯还是迈开了都市化步伐。一幢幢新盖的大楼在农场和修道院周围的菜地果园间拔地而起。居住在这里面的是些记者、艺术家、美术学院教师、法兰西研究院的成员、作家，由于这里离索邦大学不远，也吸引了不少大学教员和一些政治人物。这些有产阶级更愿意居住在田园圣母教堂附近。波伏娃一家所在的那栋楼房位于大道旁最不起眼的地方。这是个圆形的建筑物，一个围着铁栏杆的突出的石头上开了些法式小窗——这就是所谓的阳台，这种称谓确实有些夸大其词。楼房的入口位于蒙帕纳斯大街上的帕纳斯咖啡馆和罗通德咖啡馆之间；餐厅和客厅的窗户朝向拉斯佩尔大街：这栋房子和拉斯佩尔大街那边的“有产者的大楼”非常相似，但在那些大楼里是富有家庭居住的豪华套间。
波伏娃家的房子照当时的标准来看非常小，它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拿来和乔治位于圣－日耳曼大街的漂亮房屋作比较，也无法和弗朗索瓦丝童年居住的凡尔登的高大住宅相提并论。这套房子只有两间卧室。西蒙娜和年轻的利穆赞女佣露易丝·萨尔玛迪拉共住一间。她们的卧房设施简陋，唯一的装饰品就是挂在木制的仿古雕刻大床的上方的慕里略《圣母升天图》的复制品。
妹妹艾莲娜睡在一个折叠式铁床上，晚上铁床被推到通往乔治办公室的狭窄走廊里。办公室光线不好，挂着红色天鹅绒窗帘，家具是梨木制成的，表面被漆成了黑色。餐厅里放着亨利二世时代的笨重家具，玻璃门上挂着有凹凸花纹的丝质门帘，餐厅与客厅相连。整套房子里都铺着化纤地毯，装有暖气设备，只有一个卫生间和一个浴室。在当地很多新建的楼房里，煤气和洗碗槽里的冷热自来水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极为舒适的设施，五十年前为奥斯曼大楼配置的浴室和电梯在当时也算奢侈，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用。
蒙帕纳斯也有它大众化的一面。一个名叫朱格拉的木材煤炭商占据着后来法兰西学院的场地。对于西蒙娜来说，煤箱和瓦万地铁站阴暗的入口就是一幅地狱的景象。
每天都会有去往卢森堡的驴群和羊群从大街上经过。星期天，巴黎人喜欢到葡萄酒商的露天座上呼吸新鲜空气。露天座周围有些鬼羽箭，夏天的夜空中满是飞舞的萤火虫。流动商贩、表演动物节目的艺人、露天管弦乐队让这里热闹非凡。这种景象其实早在17世纪巴黎人来蒙帕纳斯的磨坊就着淡酒吃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一战爆发前夕，蒙苏里公园与王宫之间仍然有公共马车来回往返。那里有很多马厩，吸引了马具皮件商、马车制造商、漆匠、马蹄铁匠等很多手艺人，独具特色。接着，汽车逐渐取代了马车，这些马厩也就被以低廉的价格改造成了画家的工作室，蒙帕纳斯变得更加秀丽别致。人们在农场里购买牛奶、鸡蛋。流动商贩到处叫卖他们的商品：花、蔬菜、海绿、窗玻璃和鸟，等等。西蒙娜还记得一个街头艺人出售的中国女式小阳伞和水中开放的日本花，那真是些梦幻般的东西。
1914年以前，电在巴黎这个小角落里还是奢侈品。天一黑下来，黑暗便笼罩了一切，只有葡萄酒商的乙炔灯发出微弱的光。这一带并不安全，打架斗殴时有发生，拾荒者常喝得醉醺醺地去结账，情侣们在能容车辆通过的大门洞里慌慌张张地亲热。晚上6点以后，正派的女人就不应该在街上出现了，那是冒险的行为。蒙帕纳斯是个神奇的地方，悲惨、奢华、花哨和天才交织在一起。
西蒙娜没有多少玩具，也很少有什么好玩的事当作消遣。她的父母带她看过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坐着一辆敞篷四轮马车来到香榭丽舍大街的场面，后来她还参加过加列尼的葬礼，还有些四旬斋的第三个星期星期四的狂欢日游行。她特别喜欢在自家的阳台上眺望在罗通德、多姆、巴蒂餐厅这三点间来来往往的人流，这就是阿波利奈尔所谓的蒙帕纳斯人。
巴蒂是个著名的酒商，曾经在诺昂乔治·桑家厨房做过学徒。他的餐厅是林荫道上消费最高的去处，里面总有很多的美国人和德国人。那里只供应一道菜。1912年以来，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创办的《巴黎之夜》的撰稿人每个月都会来这里聚会。在罗通德咖啡馆，花十二苏买份奶油咖啡便可以在那里坐上一整天，看桌子上各种语言的报纸，听听当地艺术家或工人的故事，没完没了地讨论。莫迪利亚尼、毕加索、基斯林都是那里的常客。列宁、托洛茨基、扎德金、莱热、布朗库西、帕斯森、画家、无政府主义者、革命者、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智利人、瓦拉几亚人、印度人，甚至还有一个自称是加拿大殖民者柯贝尔的兄弟的直系子孙的印第安画家兼诗人，都相继来到了这里。有些人因为贫困或是落拓不羁而穿着怪异：有人身上披着厨房用的帘子；有人穿着带洞的睡衣；还有人戴着伦勃朗式的帽子；“光脚的神秘主义者”戴着没有镜片的单片眼镜；有些女人披着安达卢西亚披肩，另一些则穿着从跳蚤市场买来的灯笼袖裙子。
在这里可以看到后来成了萨特和波伏娃朋友的毕加索。他眼睛上有一绺黑色的头发，穿着网眼衬衫，扣眼上挂着根表链，这位古怪的艺术家还在活动袖口上画了花花绿绿的菱形图案。还有个男人，戴蓝色眼镜，鼻子一边被涂成了红色，另一边被涂成了绿色。有一个人总是带着四把雨伞；他从其中一把雨伞中拿出一只惊恐万分的小黑猫，把它放到行人的鼻子下，请求施舍；有时他也坐下来，消费点什么，从他的一把雨伞中拿出两个高顶皮军帽穿在脚上。罗通德的常客都是些泥瓦工、粉刷匠、油漆工、马车车夫、养马人，也混杂着一些艺术家。
十字路口的这些咖啡馆吸引了一些管弦乐队和街头歌女，她们常唱的歌观众都可以齐声附和了。就在战争爆发前夕，罗通德咖啡馆换了主人，于是这里有了另外一种风格。他们在底层和二楼之间建了一个大餐厅。新的顾客大量涌来，其中有林荫大道区的巴黎市民和喜爱秀丽风景的外国人。当法国人在把储蓄投资在俄国地产上的时候，这些喜爱美景的外国人则把资金投入法国这个“生活甜蜜”的国度。在任何地方法郎都可以和黄金自由兑换。日常交易中仍然使用金币和银币。和新法郎替换旧法郎时一样，支票簿也受到了公众顽固的抵制，而且“持有支票的人”也成了一句骂人的话。在瓦万十字路口没有“持有支票的人”，却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声音。穿着皮衣的女子和穿着燕尾服的男子坐着私家车前来。罗通德的新老板疏远了那些衣衫褴褛的老顾客。在《外省女人》中，吉罗杜幽默地说：德国人宣战是因为他们“对蒙帕纳斯的渴望”（Sehnsucht nach Montparnasse）——“只有到蒙帕纳斯来的时候他们才愿意一起走过来而不是一个一个坐火车来”。
每天在上学的路上，西蒙娜都会看到这些罗通德咖啡馆的常客，对于一个接受资产阶级道德规范教育的小女孩来说，这种生活环境出人意料。上午10点，楼下的大厅早早地就挤满了人，喝酒的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还有人一边喝酒一边弹钢琴。醉醺醺的美国人在唱歌；俄国人在高谈阔论，不时夹杂着杯子摔碎的声音。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女子挤在软垫长凳上，注视着这一片乱哄哄的场面。短头发的美国女人仍然穿着晚礼服戴着白手套，喝着香槟和大杯的各种颜色的利口酒。
将近5点，华灯初放，罗通德咖啡馆便陷入了疯狂之中。喧闹声震耳欲聋，里面夹杂着“黑人的节奏”和各种语言的叫喊声，人们就在这样的气氛下享用晚餐。“敲击者”——人们这样称呼在酒吧或舞会中弹奏钢琴的人——常会被顾客取代。
吼叫声划破夜空。醉醺醺的莫迪利亚尼从那些坐着说笑毫无防备的客人旁边经过时经常喝光他们的酒，他有时会像很多人一样烂醉如泥地倒下去，但是手里依然紧紧抓住他的酒瓶或是酒杯。像他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有的人来这里就是想亲眼目睹这些荒谬的行为。也有人在画家身上打主意。一些小伙子已经得知有个叫毕加索的人身无分文，但是他的作品却已经卖到了一千到四千法郎。在罗通德有个名副其实的画作交易所，他们抬高受他们保护的画家的作品价格。他们拉着画家们去消费，借钱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用自己的画来抵债。他们再把这些画转手卖给罗通德的顾客或是当地的商人。乔治将罗通德咖啡馆称为“外国佬的窝”。各种奇怪的口音一直传到西蒙娜的耳朵里：“他们的面容、外形、嗓音俘虏了我。”谁能想到阳台上有个小女孩在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呢？这些充斥着悲剧、喜剧、梦幻剧的人类生活秀场给西蒙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关于她的幼年时期，西蒙娜后来反复地形容她当时“非常非常的幸福”。
在很早的时候，她的聪慧和思维的敏捷就让家人吃惊。她爱学习，大家鼓励她，还送给她一面立体镜、一个活动物体连续摄影机，并为她精心挑选了一些书籍。对于她的提问，父亲总是欣然作答。她很快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独一无二。“我觉得我的堂妹让娜实在是太蠢了。”西蒙娜利用了这种特殊的条件，普佩特和让娜则忍受着她的专横。在乡下，她把她们套在一辆双轮运货马车上让她们快步跟着跑。她蛮横地扮演教师的角色。艾莲娜说自己在三岁的时候就会看书了，因为西蒙娜不能忍受妹妹无法分享她的快乐。
她当时非常粗暴,“别人一碰她，她就气得脸色发紫”，她母亲曾经这样说过。而她父亲却喜欢不停重复这句话：“这孩子很孤僻。”西蒙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的家人也带着些许自豪的口吻说：“西蒙娜倔强得像头骡子。”她总是执著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她有时甚至会厌恶某种东西到呕吐的程度。她做任何事情都充满激情，游戏和阅读过程中她会沉浸其中忘记其他的一切。如果有人拒绝回答她的问题或者有人试图强加给她“不正当的限制”，她就会反抗，会勃然大怒，“她的暴躁让人恐惧”。当她闹得过了火，就会被关到堆放扫帚和鸡毛掸子的黑暗的杂物间，而她则会不停地对着墙拳打脚踢。她很少受到惩罚，意识到这一点后，她常常任性妄为，“只为了叛逆的乐趣”。在一些家庭照片上，她甚至吐着舌头，转过身去。她精力充沛，常有人在她身边惊呼：“这孩子一秒钟都坐不住！”她的家里总是在游戏在排练，充满了欢声笑语，疼爱她的大人们也常常称赞她，但是也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家庭危机”常使她突然倒在地上，“全身发紫抽搐不已”。她父母间不时爆发激烈的争吵，她第一次意识到这些事情时她的世界天崩地裂了：“我陷入到了创世之前的混沌状态。”但是这些争吵并不能改变她幼年充满活力的生活乐趣。她在自己的心中筑起了一座城堡，把所有妨碍她幸福的东西都拒之门外。这是她性格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她总是想构建自己的幸福，创造自己的规则，发明自己的思想行为方式。她还热衷于被自己定义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活动。“当我回想起我的幼年时期，最打动我的是我能够对自己深有感触、无法忘却的事情绝口不提。”
乔治仍然鄙视通过工作和努力所取得的成功。他总是说钱一点都不重要，他不在意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这个家庭的生活状况显示了他收入的微薄。1914年以前，法国社会等级分明，佣人的数量和类别决定了家庭主妇的社会地位。波伏娃家只有一个女佣，她什么活都要干，而当时他们的一些亲戚家则有大量的佣人，并为孩子们雇用了家庭女教师。在同一个时期，让－保罗·萨特的祖父母家有三个佣人，他大学时期的朋友雷蒙·阿隆在其《回忆录》中说他的母亲“生活俭朴”，只有一个女仆和一个厨娘。那些家境宽裕的工人、小商人都有一个和波伏娃家一样的什么活都干的女佣。1909年，一份提交给众议院的关于矿务的报告指出，20%的矿工家庭有一个女佣。军队和政府机关的规章制度就要求从一定级别开始必须雇佣一个女佣。
弗朗索瓦丝觉得自己应该对家里的经济状况负责，因为她的嫁资一直都没有支付。她认为乔治并没有因此而记恨她是值得感激的。“在她一生中，她在他面前都觉得自己犯了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