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杏林亦相通——文人与医药(2)

医学家中有很高文化造诣的人也为数不少。清代吴门温病大家薛雪(1681—1770年)就十分突出。薛雪字生白,号一瓢,长洲(苏州)吴县人,与叶桂(天士)齐名,同是清代吴门名医,至今影响卓著。他曾选辑《内经》傅青主(山)草书原文,成《医经原旨》六卷,后来门人弟子又辑成《扫叶庄医案》和《薛生白医案》。薛雪所著诗文甚富,有《一瓢斋诗存》、《一瓢诗话》、《吾以吾鸣集》等。他擅画兰草,广交游,享誉吴门,可惜很少有作品传世。曾见罗两峰(聘)《饭鬼图》,画幅上下左右有四家题跋,分别为蒋士铨、赵怀玉、吴锡麒、薛雪,皆是时居吴门的名士,可谓珠联璧合。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录了与三位医家的往来,除了上面提到的薛雪之外,尚有赵藜村和徐大椿(灵胎)两位,赵藜村曾以白虎汤一剂治好了袁枚的阳明暑虐,因此袁有“活我自知缘有旧,离君转恐病难消”之诗句,后来赵也有诗回赠曰:“同试明光人有几?一时公干鬓先斑。”袁枚也很推崇徐大椿的诗作“一生哪有真闲日,百岁仍多未了缘”,以为佳句。可见当时医家文化素养之深。

以书目文献学、佛学和古钱币收藏著名的丁福保同时又是一位医生。青年时代曾受业于王先谦,读《尔雅》、《说文》、《水经注》、《汉学师承》等。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进京赴试却未能考取,而且正是在此期间,其父患肺病去世,于是他抱恨终生,从此不再举业。后来曾在京师大学堂任生理卫生教习,两年之后辞职南返,悬壶为业,其后又在端方的举荐下,赴日本考察医学设施并进修。从此在上海开设诊所,创办中西医研究会,提倡中医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悬壶行医垂三十年。丁福保是大有慧根的人,他初读《释氏语录》,既为佛学所感染,后又结识精通佛学的居士杨仁山,于是在四十多岁时皈依佛门,戒荤茹素。行医之余,刊印、编写了大量佛学书籍,最著名的是《丁氏佛学丛书》和《佛学大辞典》。五十年代末,他的学生周云青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与先君同事,那时他正为丁福保整理《四部总录》的“医学编”和“算学编”等。丁氏还精通文字训诂学和古钱币的收藏鉴赏,他编辑的《古钱大辞典》至今都是收藏鉴赏古钱币的重要著作。

北京四大名医之首的萧龙友先生,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名医。萧龙友本名方骏,字龙友,又号息园老人。也是光绪二十三年赴京科考,获丁酉科拔贡,后分发山东做过几个县的知县,至宣统初年做到知府。入民国后做过财政部机要秘书、农商部参事、国务院参事等。先生饱学经史之余,旁及医书,仕宦之暇,研读医学药理。清末民初之际,已是医名卓著,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段祺瑞、吴佩孚等人都曾经他诊治。先生不但传统医学腹笥宽博,且刻意浏览现代医学著作,触类旁通,而非一味遵循中医古训。1928年,先生终于弃宦从医,专事悬壶之业,直至1960年去世,享年九十岁高寿。五十年代中,先生的医寓仍在西城兵马司胡同,我曾随家中长辈前往就医,彼时萧宅医寓前车水马龙,仍然留有印象。另外,先生也是一位收藏家,画家蒋兆和先生即是萧龙友先生的女婿,所藏书画器物颇丰,后来悉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来有“儒医”之称,是指那些有家学、有师承而又博览群书的医生,以此区别“斗医”(即药工出身的医生)以及串铃方士和走江湖的郎中,但文人学士略通医道的“票友”却算不得儒医,尤其是这类文人虽懂医道药理,但大多认不得方剂中的饮片(即加工后的草药),如果真的为人诊治,也是会出大乱子的。

我曾听先师刘宗恒先生(毕业于原华北国医学院,施今墨先生弟子)讲过一个故事。三十年代有位前清翰林,读了不少医书,也颇通方剂。某次为友人的孩子诊治,用了《麻杏石甘汤》加减,麻黄量用到二钱(一般方剂中麻黄用量不超过三钱),服用两剂后不见功效,于是又将麻黄用了四钱,仍然不见发汗。这位老翰林胆子也忒大,居然将麻黄用到了八钱。恰巧这家人将方子换到一家大药铺去抓,孩子服后大汗淋漓,两个时辰一命呜呼。于是经官动府兴起诉讼,法院询问医家是否看过饮片?那老翰林答称看过了,确是麻黄无误,由此可以判定是医者用药不当的责任。还是后来经过警局审慎侦察,从前两剂剩余药中捡出麻黄饮片,居然是将炕席剪成二分长的小段,冒充麻黄所致,最后去买药的那家药铺倒是货真价实,造成小儿夭亡。最后法院将出售假药的药铺主人绳之以法,老翰林虽有过失,但免于起诉。自此之后,那位热衷医道的老翰林再也不敢谈医了,可见没有丰富的临床实践和药物学基础是不能为人开方治病的。

先伯祖梅岑公与先祖于三四十年代同住在东总部胡同作寓公。两宅相隔不远,他们昆仲感情笃厚,但爱好却迥然不同。先祖父喜爱琴棋书画,顾曲鉴藏,而我这位四伯祖却爱好理工农医,深居简出,在家中鼓捣些“勾股定理”和“九章算术”之类,又颇通医药。自己拟就一剂“桑麻杞菊膏”,以桑椹、黑芝麻、枸杞、菊花为主,配伍有二十多味药,很以为得意,让同仁堂制成膏剂,分赠亲友,称可调理气血,养阴补益,至于是否有效就不得而知了。我这位四伯祖逝于三十年代末,仅活到五十开外。后来“桑麻杞菊膏”的方子又流传到我家,倒是我的老祖母奉为至宝,六十年代初又将方子制成蜜丸,让同仁堂配了两百余丸,后来终无人服用,全都生了虫子。

如萧龙友、丁福保那样文人“下海”的医家,毕竟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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