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之后，表现最突出的是土地资源的重新归属问题。1.村集体土地转为国家所有，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化为城市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转为国家所有。市、区规划国土部门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集体清理。2.非农建设用地（包括村民宅基地和工商用地）未达到市府规定标准的村委会，国土部门要一次性留足；但必须按照工业进园、农业进基地、住宅进社区的原则，统一规划和建设。3.村委会集体在政府划定的工商用地上已建设的合法建筑，土地性质合法转为国有。国土部门根据具体用途确定土地使用权年限，重新办理土地房产证，并按照甲种土地标准征收土地使用费。4.坚决制止非法占地、违规批地、非法转让土地以及利用城市化之机违章抢建、抢种的行为，一经发现一律严肃查处。
反作用力越来越明显
“没有哪一个城市像深圳这样有这么多的城中村、这么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历史遗留问题。如果深圳能解决城中村问题，那么国内任何城市都应该解决得了了。”在“网络三剑客”之一的金心异看来，“城中村”是考验主政者政治智慧的最大挑战，“历任市长履新，没有一个不想解决它的，先是激情高涨，却碰了一鼻子灰，最终问题被逐渐搁置，留给下一任。”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化现象开始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或属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和他的“哈佛学团”针对珠三角城市群所做的“大跃进”调研计划。而“深圳现象”作为中国城市现象的代表，更是开启了对中国城市化探索的最佳样本。深圳用不到20年的时间完成了3次土地政策的演变，用不到10年完成了三种产业的发展，用不到5年造就了房价翻三番以上的局面。
在这5亿人涌动的20年当中，城市化吞没了深圳的大量农业用地，却没能消化掉受国家土地政策保护的农业人口的宅基地。这些20年前分布在中国海边的渔村，来不及在改革的潮水中退却，便被改革开放分泌出的成果包裹得严严实实——它就像珍珠中的沙砾，既没有四周高楼大厦的光鲜外表，也没有成为这个城市中“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优美风景线。相反，他们利用政策疏漏，随着城市的扩张而更疯狂地扩张。
有人认为，城中村为新增的城市下层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廉租住宅的同时，也为这个城市留下不少卫生、消防、治安、仪表上的毒瘤。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中村”难题对城市发展的反作用力也越来越明显，各种隐患越积越深——2009年，一篇名为《致新市长的一封信：深圳已成为“高危”城市》的网文，引发热议。其中列举深圳“高危”的6项理由，有4项与城中村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