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流传久远的故事，虽然它根本没有发生过，但因为它与白居易的名字和诗作结合得如此生动和紧密，所以仍然会流传下去。故事说，少年诗人白居易初入长安，向前辈诗人大名士顾况投呈自己的诗卷。这种行为在唐代非常盛行，被称为干谒，是一种迅速建立知名度跻身文坛和官场的有效方式。顾况听到白居易的名字，便玩笑说：长安米价很贵，居之不易呵。但是，看到白诗中有“野火烧不尽”的句子，便大为叹服，改口说：写得出这种诗文的人，居长安也容易呵，刚才不过戏言耳。后人已经考证总结，顾况与白居易没有见面的机会。就这首诗而言，虽然著名，却并不尽美。全诗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五六两句是同义反复，犯了“合掌”的毛病。七八两句是点出送别的主题，单取前四句，应该是一首极好的五绝。以后面的意思推断，“枯荣”“野火“春风”是安慰鼓励，被送的或者是个不第的文人不如意的公子。但是，因为“野火”“春风”两句本身具有的广大的包容性，蕴涵顽强生机、坚韧意志，等等象征意义，便具独立的超越性的传诵价值。
使白居易确立其文学史地位的，是他的诗歌理念和诗歌实践上的通俗与艳丽。
白居易分自己的诗为四大类：讽喻诗、闲适诗和感伤诗，以及杂律诗。杂律诗是以体裁分，依照诗作的内容，完全可以纳入到前三类中间去。讽喻诗，是批判现实的社会题材的诗，是表达他的“兼济之志”的，是期望干预生活的作品，最能体现白居易的诗歌理想。总括他的文学思想，就是他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讽喻诗代表作有《秦中吟》十首一组，和《新乐府》五十首更大一组。“新乐府”以杜甫为渊源，以中唐诗人张籍、王建为先声，因李绅作《新题乐府二十首》而命名。白居易最要好的诗友元稹步李绅的韵唱和二十首，白居易又响应元稹作五十首，李绅之作已失传，元稹之作眼高手低，而以白居易的诗作最为成熟，所以白居易便是这场运动的统领者。白自称他的《新乐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五十首诗作，一首批判一事物，展现了广大的现实，痛诋贫富不均和诸般社会不公。唯恐人们不明晰其诗的用意，白居易务必在每首诗中点明主题，“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其中的名作，中学课本必选的《卖炭翁》是“苦宫市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红线毯》，是“忧农桑之费”，讥讽地方官横掠民脂进奉皇帝，“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样的批判尚属温和，《杜陵叟》中就比较激烈了：“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白居易现存诗有近三千首，为唐代第一高产诗人。但其中，他最为看重的讽喻诗不过一百七十余首，比较集中地写于唐宪宗元和初年(公元805至815年之间)。其时他刚刚在中央政府任职，怀有高涨的政治热情，曾一度写下七十五篇政治议论文(《策林》)，畅论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元和十年，某节度使遣贼刺杀宰相，白居易以为是有书籍以来之“国辱”，上书请求捕贼，朝内大臣告他越职行事，白居易被贬官江州司马。事件本身只是表面的理由，其实的祸根源于白居易的讽喻诗，那些诗早已触怒朝中权贵。被贬官的白居易，由此便熄灭了他的政治热情，虽然此后，他还写有《与元九书》总结他的文学理念，在杭州太守任上修西湖大堤，在苏州赢得“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的人民热爱，在洛阳不免作“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的兴叹，但讽喻诗是不大写了。后来，虽然有机会回到中央任职，他也宁愿做地方官，把这种路向作为一条隐逸之路贯彻下去，直到晚年与香山僧人结香火社，出钱修寺，以佛了了。于是闲适诗成为其诗作的最大宗。
闲适诗，白居易定义为“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这种表达“独善其身”主题的诗，是除讽喻诗之外白居易自我肯定的另一类。白居易平生很推崇陶潜，在江州做官时曾专门访问过陶的故居，有《访陶公旧宅》等诗，曾作《效陶潜体诗十六首》。《钱塘湖春行》是其中被经常引诵的一种。“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东湖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浅切平易的句子，轻松地勾出一个清新的春天。“迷”“没”这样的字汇虽直白，却显然经过锻炼。“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末两句脱口而来，与“新醅”“火炉”相映衬，暖意洋洋。白居易许多有情趣的小诗，都在闲适诗一档里头。但闲适诗里，好诗与平庸之作不成比例，泥沙多而珠玉少。一味的淡雅，一味的自我孤高，一味的佛老，相同的主题相类的意象，重叠复出，未免乏味。
白居易之为白居易，令他身前畅销身后不朽的，更多的是他自己不以为然的感伤诗。讽喻诗固然体现着白的追求，但其中的好诗如上面列举的也不会超过十篇。白居易很少按捺得住议论的欲望。像《卖炭翁》中将议论藏在叙事描写中，像《轻肥》以十四句写权贵的豪侈，仅以末二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一个有力的结束。这样把握得住的时候太少了，以至在杰作《新丰折臂翁》结尾添一段主题总结，成了蛇足。更不消说许多通篇议论的用力太过之作了。白居易也知道自己毛病所在：“理太周”“意在切”。其感伤诗杰作，如《长恨歌》《琵琶行》则另是一番风光了。
《新乐府》中的名作《上阳白发人》，写宫女的哀怨。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似乎就暗示了写有关于杨妃的前篇。《长恨歌》写于白居易三十五岁时，大致在《新乐府》创作稍前一点。
后世对《长恨歌》的批评焦点之一就是作者在主题上的游移，在讽刺与同情之间，在重色误国与其真挚爱情之间，的确难以取舍。最终的结果是作者从批判倾向于歌颂，从政治家倾向于人性观察家的立场。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我们欢迎作者这种取向。这种艺术取向使作品闪烁着永恒的魅力。
白居易很早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畅销诗人，知道其畅销的盛况：“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无不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令他很有些哭笑不得的，居然有妓女以能背诵《长恨歌》而索要高价的事情。在人民中间流传的，不是他的讽喻诗和闲适诗，“悉不过杂诗与《长恨歌》已下耳”。白居易不知道的，是他在海外的畅销，在日本，他是最流行的中国诗人，日本的《红楼梦》——11世纪的《源氏物语》中就找得到白诗的印迹。即使在英语世界，他也比李白还要受推崇，他的晓畅明白的诗歌语汇，是造成这种风行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可以让白居易觉得安慰吧。
如果仅以通俗论，白居易还俗不过他传说中的老师顾况。顾况的《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有“昆仑儿，骑白象，时时锁着狮子项”、“八十老婆拍手笑，妒他织女嫁牵牛”的大白话。
不过“元浅白俗”的帽子，还是落在他头上。毕竟他是更著名的通俗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