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以二○年代农村社会作为时代背景的《我家的女人》，张国荣饰演大地主的儿子，也是来自有资产的家世，而这部结构严密、故事完整、象征丰富的剧集，进一步将张国荣的异质形貌推向情欲的层次。故事讲述张国荣饰演的景生在省城读书三年后回乡祭祖，适逢七十岁的老父再纳新妾，新妾名唤美好（陈毓娟饰），只有十八九岁，比景生年长一岁。由于二人年龄相近，朝夕相处，便渐渐生出情愫，加上美好自嫁入黄家后受尽欺凌、白眼和压制，景生身上带有新文化和自由空气的特质便深深吸引了她，二人的恋情终于爆发私奔的行为，却不幸失手被擒，美好被麻木凶暴的乡亲处以“浸猪笼”的极刑，香销玉殒，而景生只好带着哀伤离开故乡。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关于有悖伦常的通奸故事，但骨子里却是批判封建制度的落后和残暴，尤其是对自由恋爱的打压，以及对女性身体与情欲的剥削，更是揭露无遗，原因是原著作者李碧华并没有像《十五十六》和《死结》那样站在狭窄的卫道者立场，以传统的道德思想批判越界的情欲，相反，她的编剧笔触伸入禁闭的家长制度与男权意识的门槛内，揭示女性的青春生命如何被扼杀葬送。这种以异质人物对抗异化世界的观照，正好开拓了张国荣作为演出者最大发挥的潜力，他饰演的景生斯文有礼，处处不以自己的地位为尊，对下人、贫民一律以同等的态度对待，他对父亲侍妾（名义上也是母亲）的恋慕是由怜生爱，由爱生出反叛的决心。景生的存在，不但对比整个村落的势利、封闭、愚昧与蛮横，而且处处显得格格不入，他虽然是原生者，而且是大地主的继承人，却恍如外来人，因为他身上负载科学与民主的新教育、新价值，使他异于周遭的环境与人群，包括他家族内部的成员。这样的人物特色，具有两层意义：他既是这个落后农村文化的旁观者，又是通奸事件的当事人（事实上他们二人只有越礼而无越轨），既旁观美好青春生命的燃烧与熄灭，也是导致悲剧来源的始作俑者。
可是，景生的角色并不完美和完善，甚至带有不可原宥的弱点，不错，他代表开放、文明、平等、博爱和自由，但他怯懦、退缩，缺乏行动力和承担感，甚至可以说他也是悲剧的制造者之一。例如当他和美好因私奔而被逮捕后，被押解祠堂审讯，面对乡亲族长的责难、威吓和暴烈对待，他只缩起双肩跪在一旁低头干哭，完全没有为自己或美好抗辩，到众人以菜刀和生鸡要挟他立誓时，美好不忍他受到牵连和惩罚，毅然一力承担所有罪责，坚称景生是无辜的，恋奸情热完全由她一人挑引起来，至此众人释放了景生，却把美好带到河边处决。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景生依旧噤若寒蝉，这种萎靡、怯懦和退缩的表现，使得这个原本代表新价值、新思维的角色一下子崩散下来，退一步沦为封建文化的参与者，而没有丝毫抗争的力量和意识。张国荣的演绎，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这个角色人物多重矛盾的性格，他的青春与朝气勃发，为这个死寂的村庄和美好干枯的生命带来生机，但他内层的畏惧与意志力的单薄，使他不能贯彻始终，成为只有理念而无行动、只有柔情而无力量的负义者，这活脱脱就是十七年后《胭脂扣》十二少的原型，因怜而爱，却未能因爱而共赴生死！
《我家的女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彩小品，李碧华的剧本与张国荣的演出更是天衣无缝的组合，他们共同对异质情欲与异质人物的同情与归向，使得这部作品在年月的洗礼之中仍带有超前的意味，尤其是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张国荣，能不愠不火地掌握一个双重性格矛盾的人物，表现其处于禁闭环境的无奈与哀伤，糅合了爱和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使观众唏嘘不已。二十多年以后，张国荣仍心系景生这个角色，曾不只一次向李碧华和外界透露要重拍《我家的女人》，并由他亲自执导，用自己的艺术眼光再现这个为世不容、异于常态的恋爱故事，可惜出师未捷而人已逝去，相信这是编剧和观众永远无法释怀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