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刘氏公司报到没几天，媒体对刘氏公司的负面报道便铺天盖地而来，有的说我狭隘地追求功名利禄，为钓刘备这条大鱼而百费心机，有的说刘备无才，靠一农民指点江山等着让曹操鱼肉。这些虚假报道雷到了我！不过，我腹有良谋，从小一肚子鬼主意倒是不假：8岁那年，山东发洪水，家叔领着我们去江西地委上任。路过徐州时，交通瘫痪。大路上堵满了难民和车辆，根本是蜗速前进，照此下去耽误了上任日期，家叔就得受处分。我给叔出主意，出钱雇了几匹当地的骡马，让人砍些树枝拴在骡马尾巴上，拉到土山后的树林里跑圈儿，弄的烟尘滚滚，然后找个铁喇叭喊“鬼子来了”，吓得人群四散奔逃，我们趁乱中扬鞭催马，长驱直抵目的地。搞定！
如果没有我的聪明才智，说不准我叔叔就会被罢去官职呢！后来，我回南阳插队，在卧龙岗落户，在那里，谁见了我谁夸：这孩子就是诸葛玄的侄儿，菩萨心肠，玉帝情怀，佛祖风骨。归了包堆俩字 人才！
可是我也着实点背！七八岁没了娘，十四五岁时我叔也吹灯拔蜡了。两个姐姐嫁了人，哥哥跑到江东，在孙权的孙氏海运贸易中心当了宣传干事，留下我和弟弟，无依无靠，真是愁死人了。南阳这地儿贫穷落后，跟不上发展形势，甭说挣钱，就是吃饭都成问题。
不过车到山前必有路！正当我走投无路时，我叔生前的哥们儿，荆州州长刘表把我兄弟俩接到他那里住了下来，虽说人在屋檐下，但好歹能蹭饭吃，不耽误身体茁壮成长。但时间一长，刘表的家人就开始甩闲话、撂脸子，尤其是他那个老婆蔡氏，自己不出面，却成天逼着刘表把我兄弟俩撵出荆州，这种“更年期综合症”的妇女最让我心烦了。我寄人篱下，本是忧愁无奈之举，再遭他们白眼儿，说实在的，当时我真想狠狠朝他拍砖，可一想我还有个苦命的弟弟呀，做人要留余地。于是我找到刘表对他说：
“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双手，我们也不愿意天天待在城里吃闲饭，我们要到农村去插队，在那里自食其力，伟人不是说过吗?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
刘表再怎么没良心，但他毕竟是我叔的拜把子兄弟，他在卧龙岗给我们哥俩置了几亩地，搭了几间草窝棚，从此我们正式成为农民，在卧龙岗扎下了根。
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只是家道中落，才遭此磨难，所以读书修身仍是我做人天性。当时城里人疯了似的只知赚钱，“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这让我感到很忧心，我想不读书的国家一定是死路一条，如果有一天全国人民都不读书了，估计离2012就不远了！但愿只是更年期吧，因为更年期过了，是会恢复理智的，我期待着这一天。于是我趁着在卧龙岗躬耕的这段岁月，苦读天文地理、文史哲经，是书我就看。我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将来我不出名没理由，出名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一边读书一边等机会，并借耕田锻炼锻炼身体，唱唱歌，弹弹琴，给刊物写些时局评论，偶尔炮制两首《梁父吟》那样的朦胧诗。最主要的活动还是办些沙龙，搞搞社交活动，扩大人际圈子，拓展人脉。
刘表让我想起了一首歌 《让我欢喜让我忧》，要是没他，我兴许这辈子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碌碌闲人，到头来也就是个虽有锦绣宏图之志，可终要空老于林泉的郁闷之人。正是通过刘表这层关系，加上自己努力，我考入了襄阳的高等学府“学业堂”。在学堂里，我先后结识了徐元直、石广元和孟公威等不少哥们儿，还有后来的崔州平。我们几个人经常在Party和刘表他老婆的化装舞会上纵论时局，指点市场经济风云，批判时尚垃圾文化，渐渐地我在荆州的政圈中有了一些知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