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范围内兴起的倡导一个人性化的童年的潮流，部分是由于政府增强了对儿童福利的责任意识。我们关注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近些年来，政府过度干预家庭生活的行为已遭到批评。依我之见，批评得有道理。3可是在十八九世纪，尤其在英国，比较贫穷阶层的成年人经常不能对儿童发展出或是表现出我们认为正常的爱心和责任。据德莫塞的假设，很可能是许多成人根本就缺乏对儿童产生柔情的心理机制，1也可能是因为经济能力低下，结果限制了这种感情的存在。无论如何，众所周知，家长经常把孩子不仅当作他们的私有财产，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而且当作动产，他们的健康、幸福可以以家庭生存的名义被消耗掉。在１８世纪，认为国家有权成为儿童的保护者的观念不仅新鲜，而且甚至激进。然而，逐渐地，家长至高无上的权威被人性地修改了，这样，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被迫和政府形成合作，共同承担养育儿童的责任。
政府为何开始承担这样的责任，可以参照几股力量来进行解释。其中之一就是欧洲范围的改革和学习精神。我们一定还记得，欧洲的１８世纪是属于歌德（Goethe）、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iderot）、康德（Kant）、大卫·休谟（David Hume）、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这些伟人的世纪，也是洛克和卢梭的世纪。我们甚至可以说，就童年而言，法国的耶稣会根本不能和卢梭相提并论，就像英国的工业机器不能抵挡约翰·洛克的思想一样。我这么说，是指１８世纪的知识氛围，即所谓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有助于培养和传播童年的思想。
拿洛克来说，在1693年出版的优秀著作《对教育的一些想法》（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中，他对童年概念的成长施加了巨大的影响。 同在他之前的伊拉斯谟一样，洛克看到书本学习和童年之间的种种联系，提出了一种教育，主张把儿童视为珍贵的资源，但仍然严格要求注意儿童的智力发展和培养他们的自控能力。尽管洛克对儿童身体生长方面的观点很开明，但他还是把开发儿童的理性能力作为目的。一个孩子必须有精力旺盛的身体，他写道：“这样，身体才能服从和执行头脑发出的指令。”洛克还抓住了羞耻感的重要性，使之成为保持童年和成年之间区别的工具。“在一切事物中，名誉和耻辱，”他写道，“一旦人们喜欢上它们，是最能刺激心灵之物。假如你能使孩子形成珍惜名誉、憎恨耻辱，你就已经在他们心中植下了正确的原则。”
但最重要的是，洛克有一句至理名言：人类的头脑生来是一张空白的刻写板（a blank tablet）、一张空白的书写板（a tabula rasa）。由此，洛克推进了童年的理论。所以，最终在儿童的心灵上写下什么内容，这个重任便落到了家长和校长的身上（随后，又落到了政府的身上）。一个无知、无耻、没有规矩的孩子代表着成人的失败，而不是孩子的失败。一如２００年后弗洛伊德有关心理压抑的学说，洛克的空白书写板的观点在父母身上产生了一种与儿童发展息息相关的内疚感，并为把认真培养儿童作为国家优先的大事提供了心理上和认识上的根据，至少在洛克所属的商人阶层，即他的选民当中是如此。虽然洛克不同于贺拉斯·曼1，因为洛克的想像力并不容许所有的儿童接受同等的教育，但他的确提出了教育穷苦儿童的学徒方案。穷人孩子的头脑毕竟跟中上层阶级孩子的头脑一样具有可塑性。
关于童年的概念，１８世纪出现的第二个重要的知识性影响，当然非卢梭莫属。尽管我相信卢梭心里并不清楚地明白童年为何会出现、它如何被保存下来（而洛克是很清楚的），但他还是对童年的发展做出了两个重要的贡献。首先，他坚持儿童自身的重要性，儿童不只是达到目的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就跟洛克大相径庭，因为洛克认为儿童始终是潜在的公民或者商人。卢梭的思想也并非完全独到，因为卢梭写作的时代，法国对童年的魅力和价值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尊敬。确实，卢梭自己曾引用一位老绅士的话：当路易十五问这位老绅士，拿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相比，他更喜欢哪一个。这位老先生回答道：“陛下，过去我用我年轻的岁月去敬重老人，现在我发现自己不得不用老年的时光去敬重青年。”不过，卢梭既是个有影响力的作家，也极富个人魅力。当伏尔泰和卢梭的敌人揭露卢梭把自己的孩子遗弃在孤儿院里时，他多数的追随者甚至拒绝相信这种说法。无论他个人有什么样的缺点，卢梭的作品激发了人们对儿童天性的好奇，而这种好奇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在学术上，弗雷德里克·福禄培尔1、约翰·裴斯泰洛齐2、玛丽亚·蒙台梭利3、让·皮亚杰4、阿诺德·盖塞尔5和A．S．尼尔6都是卢梭的继承人。（福禄培尔和裴斯泰洛齐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们归功于卢梭。）当然，他们的研究工作的出发点都是儿童的心理状态不同于成人，对这一点应单独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