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生态群体，在没有前人研究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只有自己组织社会调查，才能获得有关这一群体的第一手资料。幸好我于2005—2006年曾挂职湖北省广水市市长助理，挂职期间我组织了针对广水市的经济社会调查，这段经历为我组织社会调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正在我埋头设计问卷、确定调研地点之际，北京市委领导找到我，委托我就北京市大学毕业生“聚居村”问题进行专项调查，这个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有了政府的支持，我的研究工作得以迅速开展。
调研问卷定稿、抽样地点选择、调研礼物筹备等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已是2008年1月。由于临近寒假，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家过年，调研人员不足成为我面临的首要问题。无奈之下，我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利用自己曾在校研究生会做过主席的便利，招募了一些不准备回家过年的研究生参与调研，这批学生里就包括后来一直和我做此项研究的徐启元。
调研的过程并不顺利，2008春节恰逢我国遭受50年一遇的雪灾，受冷空气影响，北京也异常寒冷。我带着调研员入村调查，常常是问卷还没有做完，笔已经冻得写不出字来。一个多星期的调研，疲惫但有收获，刺骨的寒风和“聚居村”村民的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年龄接近，我们和受访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很多时候，常常是问卷还未做完，调研员和受访者就成了朋友。有些受访者不仅自己接受调查，而且还将其亲戚、老乡、朋友也介绍给调研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我们调研的阻力。
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一群体的面貌由模糊到清晰，逐渐显现出来：他们人数众多，大多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自然村落——“聚居村”。居住在“聚居村”生活压力很小，也更容易交到各种各样的朋友。于是，一批批大学毕业生住了进去，几年后，当他们有了固定的事业发展方向和足够的生活资料时，又纷纷搬了出来。他们有的毕业于名牌高校，更多的来自地方院校和民办高校；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更多的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广告营销、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他们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民主权利缺失，普遍对社会公平存有疑虑，思想情绪波动较大，挫折感、焦虑感等心理问题较为严重，且普遍不愿意与家人说明真实境况，与外界的交往主要靠互联网并以此宣泄情绪。热情、开朗、迷茫、彷徨，形成了我们对“聚居村”村民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印象。
调研结束后，我根据调查所得数据和北京市委提供的统计资料，写成了4万余字的研究报告。在这份调研报告中，我就“聚居村”的流动人口、出租房屋、基层管理力量配备、公共资源配置、治安状况和人居环境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通过这份报告，基本上可以了解当前北京市大学毕业生“聚居村”的现状、突出问题和形成原因。报告还在北京已有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基础上，着眼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建设，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毕业生“聚居村”管理服务工作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2008年4月，报告被北京市委提交中央，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委员刘延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我的研究获得了肯定，辛勤的努力换来了初步的成果，这更坚定了我要把这项研究继续深入下去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