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式，《低俗小说》也似乎出自1945年欧洲夜生活的某种戏仿性复本。剧本的一部分是塔伦蒂诺在阿姆斯特丹写的，他非常熟悉洛杉矶新潮、充塞着毒品的文化，在那里，国际艺术家与桀骜不驯的年轻影星混聚在类似于比弗利山庄“犰狳”（Tatou）这样的俱乐部中。让人不由得想起战后巴黎的“禁忌”（Tabou）俱乐部，尽管美国版有一个更含糊的哲学认证，且它对毒品的选择也有所不同。据1995年某期《花花公子》说，219犰狳能获得一定的地位是因为它的时髦主顾身穿黑色衣服，尝试海洛因。老板告诉记者马克·埃尔曼（Mark Ehrman），他的老主顾们着迷于“新黑色电影的心理状态”，他们想“在现实生活中体验黑色电影的意味——某种必然导致悲剧的极乐”（1995年5月，144）。这些地方——不管塔伦蒂诺知不知道——看上去倒像是《低俗小说》中那些法外之徒的出没之处。埃里克·斯托尔茨（Eric Stoltz）在电影中告诉约翰·特拉沃尔塔：“可卡因过时了。海洛因他妈的卷土重来了。”不久之后，我们看到特拉沃尔塔（《周末夜狂热》和《都市牛郎》［Urban Cowboy］中的夜总会潮人）在注射了海洛因之后在夜色中驾驶红色雷鸟车（Tbird）。
再换一个角度，《低俗小说》也可以被说成是戏仿性地重复了好莱坞作为犯罪电影市场的历史。对于好莱坞建制来说，它仍然过于黑暗，于是在奥斯卡的竞争中不敌《阿甘正传》（Forrest Gump），一如《双重赔偿》在1944年败给《与我同行》（Going My Way）。但是又一次，过去和当下之间的区别需要被检视。塔伦蒂诺和阿瓦里获得了最佳编剧奖，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电影比怀尔德和钱德勒的少些威胁。总之，《低俗小说》缺少历史上那些最佳黑色电影的严肃性和独创性；历史在这里只是作为一出血腥的不合逻辑的闹剧重现，而不是一个悲剧或犀利的讽刺剧。
当然，《低俗小说》是对那些典型的依靠特效的票房炸弹或言情喜剧（sentimental comedy）的令人兴奋的背离。它所展示的是好莱坞乌托邦神话的肮脏面，也证明了我一直在试图暗示的东西：黑色电影，同任何其他的风格或类型一样，通过重复以新方式联结的旧概念而演进。即便如此，在观看了这部影片和其他大量的后现代黑色电影之后，我发现自己在期望导演们能够遵循奥逊·威尔斯传授给彼得·博格达诺维奇的忠告：
电影中充满了值得被再次发明的好东西。一次又一次。发明——而非重复。好东西理应是——在宝贵的第一次的意义上——被找到的，而画面须被发现——而非被参照……当然，诸事皆完备，但不知道这一点更好。那又怎么样，在我开始拍电影时，诸事皆已完备。［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