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雷摩尔的写作中，他的文学背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的第一本著作《一个没有自我的世界：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小说》（The World Without a Self: Virginia Woolf and the Novel，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写的就是一位20世纪早期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关键人物。他的下一本著作《奥逊·威尔斯的魔幻世界》（The Magic World of Orson Welles，New York/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第二版, Dallas: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 1989）有许多优点——对我来说，这是所有语言中研究威尔斯的最佳批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对威尔斯事业中文学和政治因素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而在大多数其他有关威尔斯的书中，这两点都被肤浅地处理了。纳雷摩尔的最新著作《论库布里克》（On Kubrick，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07）也可作如是观，我同样认为它是对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最佳批评研究，只不过这一次，纳雷摩尔的精湛论述不止于文学（显见于他对库布里克的文学来源的全面处理），还在于艺术史（他不仅准确地描述了库布里克早年的摄影记者生涯，而且更广博地处理了“怪诞”美学［“grotesque” aesthetics］，并把视觉与文学分析结合起来）。
更笼统地说，作为一个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纳雷摩尔非比寻常的力量之一，就是他文章的文学性和典雅优美，正是这让他远离他那些满纸术语的学院同事；在他开创性的《电影中的表演》（Acting in the Cinema，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小书《文森特·明尼里的电影》（The Films of Vincente Minnell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还有他写作或编辑的有关《精神病患者》（Psycho）、《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宝石岭》（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和电影改编的研究指南（更别提还有很多未收录成集的绝妙文章）中，这一力量未见稍减。
三
法国人对美国文化（包括文学和电影）的欣赏对美国人——包括纳雷摩尔和我自己——对他们自己文化的欣赏有决定性的影响。就我来说，这当然是事实，因为我在1968至1974年间于巴黎完成了我电影教育中的主要部分，那个时候，我在巴黎生活，并有机会直接接触许多最了不起的美国老电影，特别是西部片和黑色电影，而同期这些电影在美国本土却不那么容易看到，特别是在那些商业电影院中（吉姆也在欧洲生活过，只不过是在德国而非法国）。颇有意味的是，在法国，像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和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这样的重要作家受到严肃对待的时间远早于他们自己的国度，差不多的情况也发生在很多在美国发展的导演身上，例如塞缪尔·富勒（Samuel Fuller）、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道格拉斯·瑟克（Douglas Sirk）、弗兰克·塔什林（Frank Tashlin）和奥逊·威尔斯，所有这些人都在某一时期和黑色电影有过关联。
正如在今日之美国，人们对黑色电影的兴趣常常结合了对过去的怀想之情与拒绝历史地看待过去的态度，黑色电影同政治和社会批评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类似的矛盾。纳雷摩尔批评中最有价值的方面之一就是它受美国文化中左翼批评影响的程度。这意味着，一方面，他对那些从政治角度批判美国文化的电影予以异乎寻常的关注，例如《试着抓住我》（Try and Get Me，1950）和《玻璃盾》（The Glass Shield，1995）；另一方面，他又非同寻常地从左翼角度批评那些最流行的新黑色电影，包括《唐人街》（Chinatown，1974）和《洛城机密》（L.A. Confidential，1997），适与其他大多数美国批评家形成对比，后者倾向于无条件地接受那些电影的失败主义政见。
纳雷摩尔还出人意料地顾及了那些运用黑色电影意象和主题的实验电影，例如马克·拉帕波特（Mark Rappaport）36分钟的《外面的夜晚》（Exterior Night，1994）——纳雷摩尔详尽地分析了许多这样的电影，而它们是无法在商业放映中看到的。许多美国的批评家，不管来自学术界还是新闻界，有一个不幸的习惯，他们常常有意或者无意地推崇那些有幸获得百万宣传费的少数电影，并经常忽视其他大多数或全部电影，只是被动地反映主流发行商的一时兴致和忽略而已。同所有的顶级影评人一样，纳雷摩尔的视野——对作为总体的文化和作为特殊领域的电影——远远比市场宽广。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为《电影季刊》（Film Quarterly）撰写长篇文章，专论他最喜欢的十部上年电影。这对于一个生活在小城市中的学院电影作者来说——他甚至业已退休，每年花部分时间待在芝加哥，其余时间他都住在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那是他曾经授课的地方——都是不同寻常的一步。但是，时至今日，DVD已经广为流行，所以无论从艺术还是从商业的角度，我们都不需要生活在纽约、巴黎、东京或北京才能跟上电影史的主要潮流。值得一提的是，他最喜欢的2008年度电影是《二十四城记》。
中文版序
Preface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詹姆斯·纳雷摩尔
《黑色电影》被译成中文，我感到十分荣幸，我要感谢译者徐展雄为此做出的辛勤劳动。撰写《黑色电影》这本书是一次不同凡响的愉快经历。将近十年之后，当我为了新版而回眸检视时，我惊奇地发现，我想修改的地方竟然如此之少。我本可以用更大的篇幅讨论更多的电影，但这本书的范畴必然会限制我细致地讨论许多我最钟爱的影片。于是，我选择了另一策略，站在七个带有普遍性的制高点上来分析黑色电影，在这个过程中，我推倒了对这个术语的惯常限定，并坚持认为它并不能被滴水不漏地定义，并且也不专属于美国，而围绕着它的那些话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后现代的发展物。时至今日，我仍然相信这是理解黑色电影的最好方式，但我也得承认在有些情况下，我的方法要求我更加关注那些在黑色电影这个门类里处于边缘而非中心的作品。也许，我必须强调，虽然我质疑了许多之前著述背后的前提，但我还是同意所有这些前辈评论者的一个观点，即黑色电影的盛期就在好莱坞的1940、1950年代。在这个时期，好莱坞持续生产了一些中等成本、相对不为人知的惊悚片，这些电影经常遵循模式生产，也没有大肆宣传，但几乎都值得一看。甚至从今日的眼光看，此类电影中某些鲜为人知的作品——仅举两个例子，罗伊·威廉·尼尔（Roy William Neill）的《黑天使》（Black Angel，1946）和约翰·贝里（John Berry）的《紧张》（Tension，1949）——仍然在风格和故事讲述（storytelling）上卓尔不群。这些电影才是真正的黑色电影，而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有线电视和DVD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类似作品。我在下面的行文中，也已经列出它们之中的很多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