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里的最东边住着一对普通的军官夫妇和他们刁蛮淘气的小女孩，有一天她和我弟弟在楼道里玩，过了一会儿就听到一阵哭闹声，我弟弟额头流血回家了，说是脑袋让那个女孩抓着磕在楼梯上。我妈没空找她家长理论，赶紧送他去医院缝针，用完了所有身上带的钱。回来的时候，只能向地铁站旁边卖红薯的老太婆和老头借了五毛钱坐地铁。这是事后我妈笑着对一位因为醉酒躺在沙发上休息的小战士说的。“幸好他们借给了我钱，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回家！我把钱还回去的时候他们都有点不敢相信呢！”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翻江倒海，被某种羞愧、委屈混和的复杂情绪所充斥，几乎不好意思再听下去，甚至同情起那个小战士，他听了这些有什么感觉呢？他在想什么呢？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可怜？
妈妈那时候还很年轻，冬天时她烫了一头黑色卷发，穿一双时髦的及膝的黑色皮靴。我和我弟弟经常吵架，惹她生气，有一次妈妈气急了说要走，说着就真的开始穿靴子，吓得我们抱着她大腿就大哭起来。
我很害怕我爸爸。除了从小就不在一起生活以外，我还觉得他很严肃和冷漠。那时我们都用楼道里的公共水房，忘了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我顶了几句嘴，他就在水房里当着别人的面，冲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从前在老家时，我也很怕他。他回老家探亲时都会给我们带巧克力，我知道他把巧克力放在小姨屋里的抽屉里，让我一天只能吃两块。但巧克力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趁他出门，我就跑到小姨的屋里拿几块吃。有一次我刚拿起一块，就听到他进门的声音，被逮了个正着。他很生气，毫不客气地骂我又懒又馋没出息。
小姨只有在大学的寒暑假才回来住。家里人都说我的脾气像她，我们都有着一样火辣的脾气和直率的性情。我和小姨很亲，当爸爸不在，妈妈忙于工作时，是小姨给我讲故事书，陪伴着我，她说我小时候她还给我换过尿布。
我在像大森林一样永远绚烂多姿的家乡从未感觉到孤独。来北京之后我变了好多，变得怯懦胆小，那个没有更多亲人的城市就像一头灰色的巨大的怪兽要一口把我吞下。
我从农村来到玫瑰学校上学，维多利亚是接纳我的第一个朋友。第一次中午去她家找她上学时，我虽然很想上厕所，但我愣是憋着在学校上了，并且也没跟她说。我觉得“北京人”可能都不上厕所，不，也不是，反正我就是觉得提出我要上厕所这个想法太不体面，太……在我当时看来，维多利亚的家简直就是我当时能想像出来的极致。那么舒适、完美。
那是一套二室一厅，屋里满当当的，堆着在我当时看来非常贵重的家具家电。冰箱边上有一堆新鲜的香蕉，镜子前有许多护肤品和化妆品。维多利亚父母兼卧室的风格十分欧式，颜色很柔和，一切都像一个家底殷实的小康家庭。而维多利亚还单独拥有一个房间，她的墙上贴着刘德华、张曼玉之类的明星海报。她还有一张精致的小床和写字台，这一切都洋溢着典型的九十年代初的气息。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一直都是班里的宣传委员。刚到北京时，我普通话说得不好，怕同学笑话，就很少开口。班主任可能是觉得我学习不错，作文写得好，于是安排我当宣传委员。可我知道潘老师其实喜欢活泼灵俐的孩子，而我嘴笨，常常讨不到她欢喜，只能以特别听话来让她高兴。在我来到玫瑰学校半年后，发生了一件事，也许当时的同学都忘了，而我却一直记忆深刻。
那是冬天，有几天下雪了，同学们都爱在课间跑到外面玩儿雪。潘老师平时留的作业很多，基本上都是抄生字、词，那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自习课，潘老师到外面办事，留完家庭作业就走了。老师走了以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外面玩，只有我还固执地坐在座位上写作业。同学来叫我，我就说万一老师回来批评我们该怎么办啊？大家说我傻，说潘老师不会说的，可我还是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里。其实我特别想和同学们一起到外面玩儿，但我不敢。我潜意识里甚至还以为潘老师回来后会表扬我听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