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
李斯为秦始皇记功书写的“刻石”，
都是统治者巡视疆域、立碑记功的纪念性文字，
都是追求“永恒”、“不朽”的书法。
李斯可能是汉字书法史上第一位有名姓与作品流传的书法家。
李斯书写的“峄山碑”常常是写小篆者的范本。但是原碑其实早已丧失。现在流行的版本是晚到南唐时代徐铉的临摹本，宋朝时依据徐的摹本再翻刻为石碑。流传的“峄山碑”因此并没有秦篆的古拙，线条太过精巧秀丽，结构也太过严谨成熟。
鲁迅所说秦代李斯篆书“质而能壮”的感觉，只有在“泰山刻石”里感觉得到。
“泰山刻石”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公元前二一九年，在泰山封禅，命李斯书写的记功刻石。原有一百四十四个字，加上秦二世时代李斯再书写的七十八个字，总共二百二十二个字。“泰山刻石”原来立放在泰山顶上，一千年间风吹雨打，电劈雷击，逐渐崩裂风化，斑驳漫漶，到了明代，只剩下二十六个字的拓本（也有人以为不是原来李斯的书写）。清代在山顶发现残石，只剩下十个字，能够辨认的只有“臣去疾”、“昧死”、“臣请”七个字而已，笔势雄强，刻画严谨，比依据后代临摹本重刻的“峄山碑”的确更接近两千年前秦代李斯小篆的书风。
“泰山刻石”比秦代“石鼓文”的文字更精简，更朴实有力，摆脱了大篆的烦琐装饰，是鲁迅所说的“质而能壮”。结束东周战乱，一统天下，秦的书风建立了一种务实质朴统一的新风格。
然而在书法史上最能代表秦代书风的文字，是李斯撰写在“泰山碑”上的小篆吗？
汉字书法常常在同一时期同时存在两种不一样的书写方式。如同商周时代有镌刻在青铜礼器上的“金文”，也有契刻在龟甲牛骨上卜卦的“甲骨文”。“金文”是国家庙堂典礼用的纪念性文字，端正华丽，慎重而富装饰性；“甲骨文”则是日常生活通用的“俗体”，比较随意活泼，也较为务实简单。
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匾额上的字体，书籍封面的字体，纪念性典礼上使用的文字，甚至用来作证、取款，或领取信件的印章上的文字，还常会使用到现代不常使用的“篆体”或“隶体”。
我们看到印刷上的“體”这个字，笔画如此繁复，手写的时候却常常写成“体”，也正是“正体”与“俗体”的同时并存。“纔”这个字，我童年时还常被严格的老师罚写，现在写成“才”已经理所当然了。
因此，秦代“峄山碑”、“琅琊刻石”、“泰山刻石”这些传说由丞相李斯书写，为秦始皇记功颂德刻在石碑上的“小篆”，是秦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字吗？
李斯为秦始皇记功书写的“刻石”还有“之罘刻石”、“会稽刻石”，都是统治者巡视疆域、立碑记功的纪念性文字。石碑文字和商周“金文”一样，都是追求“永恒”、“不朽”的书法，镌铸在青铜上，或契刻在岩石上，称为“金石”，对统治者的伟大功业有永恒纪念的意义。
然而在“刻石”书法发展的同时，秦代也由地位低卑的小吏创造了用毛笔直接书写在竹简、木简上的“隶书”。
“小篆”是秦对旧字体的整理，“隶书”才是秦代所开创的全新书风。李斯如果是秦代“正体”文字的书写者，那么秦代充满生命活力的新书法，却在一群无名无姓的书写者手中被实验、被创造。这一群书写者共同的称呼是“隶”，他们创造的书法被称为“隶书”。
由篆入隶
隶书的“破圆为方”，确立了汉字以水平垂直线条为基本元素的方形结构，
这一次文字的定型经过两千多年，
由隶入楷，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太大的改换。
汉字从“篆体”改变为“隶体”，是书法史上的大事。
篆书基本上已经形成方形的字体结构，但线条还是以圆形曲线为主。“篆”常用来形容如同烟丝缭绕的婉转，这与篆书使用的曲线有关。书写篆体，有许多曲线的圆转。唐代李阳冰就常以圆转线条书写出他著名的“玉莇篆”，粗细均匀，紧劲连绵，布局秀丽。只不过李阳冰的篆书太容易流于装饰性，缺乏笔势的提顿，这是李阳冰个人借篆书发展出来的独特书风。比较真正的如秦代“泰山刻石”李斯的篆书，其实还是有很多方笔，线条的刻画也没有那么圆滑平均。
书法史上说到篆书改变为隶书，常用一句“破圆为方”来形容。例如，金文大篆书写“日”这个字，写成一个圆，中间一点，是象形的太阳，保留了最初造字“画图”的原型。
隶书却“破圆为方”，把一个曲线构成的圆断开，形成与今天汉字“日”用水平与垂直线构成的方形写法。
隶书的“破圆为方”，确立了汉字以水平垂直线条为基本元素的方形结构，这一次文字的定型经过两千多年，由隶入楷，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太大的改换。隶书在文字上的革命影响可以说既深且远。
隶书的形成过去多定在汉代，汉代可说是隶书完成而且成熟发展的时代。但是以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开创隶书新书风的时代是秦而非汉。
一九八〇年代在四川郝家坪发现的“青川木牍”，被断定为秦武王二年（公元前三〇九年）的书法。用毛笔书写在木片上的三行字，文字水平的隶体线条已经完成，字体扁平，字与字的间距较宽，行与行的间距较窄，这些都是隶书的明显标志。秦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就已经出现。
隶书被认为是地位低卑的“徒隶”之人，因为要处理太多简牍文件，因此发展出一种快写的方便字体，也许像今天的“速记”。原本自是不能与朝廷庙堂使用的正体篆书相比，没有庄重性，也没有镌刻在金属石碑上的永恒性与纪念性。但是久而久之，方便简单的字体在社会上流通起来，也受到务实政府的支持，逐渐取代了旧的保守字体。毕竟，文字的纪念性、装饰性只对少数人有意义，从文字传达与流通的实用功能来看，隶书取代篆字只是迟早的问题。
历史上关于隶书的出现有一个传说：一名叫程邈的罪犯，关在监狱里，改变篆书，简化成三千字的隶书。程邈以文字的改革呈现给秦始皇，戴罪立功，得到始皇赏识，也使隶书得以颁行天下，成为新字体。
传说未必可信，我们更倾向于相信文字的改革非一人一朝一夕的改变，而是许多因素在漫长时间中发展的结果。然而隶书的创造，的确跟地位低卑的书吏有关，他们不是丞相李斯，不必为文字的歌功颂德伤脑筋，他们只是更务实地完成文字流通的本质。
一九七五年，湖北睡虎地发现了一千一百多支秦简，记录了丰富的秦始皇时代的政府律令，这是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的书法，全是用隶书写成，与他用来记功的泰山、峄山上的刻石篆书不同。看来，这位统治者是很能分清楚歌功颂德书法与务实书法两者并行不悖的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