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有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此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一面为正刻的《禹迹图》，另一面为倒置的《华夷图》。图中注释显示，这两幅地图的刻记年代均为1136年。两幅地图一正一倒的样式表明，此方形石板不是一块供人观赏的图碑，而是为了将《华夷图》和《禹迹图》同时拓印在一张条幅纸上。石板地图注释中有“岐学上石”四个字，其中“岐”字的意思为“两边”，“学”字在此的含义为“效仿”。根据字义，“岐学上石”四个字可释义为：石板两边刻制仿效大地形状的地图。石板地图特殊的镌刻样式和“岐学上石”的注释暗示出，古人将这两幅地图刻在石板上的目的是为了拓印用于祭祀的地图。
《禹迹图》为正方形，方位以北为上。该图采用计里画方的手法，横向刻有七十一个方格，竖向刻有七十三个方格，全图总共有五千一百一十个方格，每方折地百里，比例尺相当于1：500万。全图以宋朝领土为主，标注出三百八十多个行政区名，近八十条河流和七十余座山脉的名称。图中河流的位置、走向以及海岸轮廓线与实际状况非常接近。《禹迹图》的准确性不仅反映出“以象观道”的理念，而且显示出中国古人在很早以前已经掌握了高水平的地理测绘技巧和高超的经纬度测量技能。西方汉学家李约瑟盛赞此图，认为它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伟大成就”。古地图专家哈普古德也认为：“此图说明，在遥远的古代时期存在着一种影响广泛的文明社会，这个文明社会的地图学家曾经用统一水准的科技、相似的方法、相应的数学知识以及类似工具完成了对整个地球的测绘。”
《华夷图》的方位格局与《禹迹图》相同，图上方竖刻有“华夷图”三个字，四边分别标注出四个方向。《华夷图》是一幅世界地图，但以中国地域为主。图中的注释显示出，《华夷图》的制作者参照了两幅不同时期的地图。图上华夏境内详细地绘出了山脉、河流、湖泊、长城及各州、府名称，其城市位置及名称与宋朝时期的行政建制相符。对于中国以外的地域，《华夷图》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法。此图周边的文字记载了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名称，其中包括安息、波斯（位于现今伊朗地区）、大食（位于现今西亚和北非）、大秦国（即东罗马帝国）和条支国。然而，《华夷图》没有详细标明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在的地理位置。外域的国名和地理名称均属于唐朝时期。此外，图上刻有一段描述信息来源的文字：此图有关国外的地域轮廓来源于贾耽绘制的地图，贾耽的地图原载有一百多个国名，现参考典籍和传记中的记载只取其中一部分。此记载说明，《华夷图》的域外部分是以9世纪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为基础。
《禹迹图》与《华夷图》之间存在着两个主要区别：一是《禹迹图》采用计里画方之法，并且注明“每方折地百里”，但《华夷图》未画方格；二是《禹迹图》非常讲究山、河和海岸线的准确性，而《华夷图》中的许多陆地轮廓都具有明显的投影变形效果。
虽然曾有学者指出《华夷图》中的投影变形问题，但此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地图史学界的重视。图中地域轮廓变形较大的不仅有中南半岛和印度半岛，而且还有非洲大陆。遗憾的是，非洲大陆的轮廓一直悄悄地藏在《华夷图》的左下角，未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
《华夷图》左下方写有一段注文：“五天竺即汉之身毒国，亦曰婆罗门，地三万余里，有城邑数百在葱岭南。”此注文标注的地域是印度。该注文的左方绘有五条汇集在一起最终流入海湾的河流。这五条河流应该是底格里斯河（Tigris River）、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River）以及卡鲁恩河（Karun River）等。那个海湾则应是波斯湾。另外几幅古地图也在西亚地区绘出类似五条河流，例如1260年帕萨尔特地图、托勒密《地理学》附图和1402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等。在《华夷图》中，波斯湾的左下方绘有一条细长的河流，这应该是红海。红海的下方能看出“非洲之角”和好望角的地域轮廓，只不过非洲南端的朝向不是垂直向南，而是被画成转向东方。《华夷图》还清晰地绘出了非洲西部海岸线和地中海。值得注意的是，图中直布罗陀海峡的间距非常宽阔，这是中国古代世界地图普遍存在的一个早期地理错误。
以现代地图学的水准看待《华夷图》，我们必定会认为此图犯了一些严重的绘图错误：红海不应该绘成一条细长的河流，非洲南端的朝向也应垂直向南，并且地中海也不该在中国的西南方向。难道《华夷图》中的这些“异形”和“错位”都是古人在地理勘测时犯的错误吗？其实不然。与《华夷图》同刻在一个石板上的《禹迹图》告诉我们，中国古人具有较高的地理勘测技能。那么，《华夷图》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地理错误”呢？
中国古代地理学家认为，北极位于球冠形地表的顶端，人处在北方向南眺望，越远地域变形越大。基于此种观念，裴秀提出了“制图六体”理论，其中“高下”、“方邪”、“迂直”三法要求绘图者将正方形地图变为梯形投影地图。同时“制图六体”还要求，根据地域所处的南北地理位置，在地图的上、下之间，直线与曲线之间做出调整，从而使地图显现出弯曲的地表。正因为如此，采用梯形投影法的古代地图学家，将地中海、西亚、非洲大陆、印度半岛和中南半岛等位于西方或西南方向的地域轮廓向地图的左下方压缩，从而表现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和显现地表弯曲的绘图理念。由于这些地域轮廓被压缩，地中海被移植到地图的左下部位、红海被绘成线条型、印度洋的面积也相应被缩小。此外，为了使地图表现出地表弯曲，裴秀和贾耽等人的梯形地图还对垂直向南的非洲大陆做了调整，将其绘成向东弯曲。《华夷图》中非洲大陆的“异形”表明，此图的制作者在参照贾耽地图时，照搬梯形投影地图原有的变形轮廓。由此，《华夷图》中的印度洋、非洲大陆、红海以及地中海的地理轮廓仍保留了梯形投影地图中的原有形状。
史学界认为，《华夷图》成图的时间应早于刻图于石的年代，但具体到哪一年却说法不一。法国学者沙畹（E. Chavannes）依据图中“宝元六年”的记载，推论《华夷图》绘于1043 年。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引用了沙畹的观点。史学家曹婉如认为，《华夷图》的绘制时间约在1117年至1125年间。北京图书馆古代舆图专家孙果清推定，《华夷图》的绘制时间约在公元1066年至1115年之间。无论《华夷图》成图于哪一年，有一个重要史实是不能忽略的，这就是《华夷图》的母本——贾耽《海内华夷图》的成图时间是8世纪末、9世纪初。
在至今已发现的所有中、外古地图之中，贾耽的《海内华夷图》是最早一幅将非洲南端绘成转向东方的地图。12至15世纪期间，许多阿拉伯和欧洲的地图学家被源自中国的地图所误导，他们以为非洲大陆南端的走向本应转向东方。在中世纪阿拉伯人或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很容易找到类似的“错误”。最为典型的是1321年维斯康缇绘制的世界地图和1450年至1460年期间绘制的《卡特兰·艾斯坦斯世界地图》。这两幅图中的非洲大陆轮廓与《华夷图》非常相似。
对中世纪地图将非洲大陆南端绘成转向东方的绘图错误，许多西方地图史学家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形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并且，他们也不知道何人最先绘出了非洲的东、西海岸线。实际上，这些问题的答案一直隐藏在《华夷图》的左下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