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澳大利亚陆地上的红笔圈中注有：“土人肤亦黑色，皆不着衣，腰坠骨器，皆有食人之习也。”这是有关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注释。
今非洲南部红框中的注释为：“此地人种肤色如黑漆，齿白，唇红，发卷。”此注释所描述的应当是非洲人。
位于今亚洲西部的红圈注释写道：“自东向西出嘉峪关，凡有城市，其民皆信回教，奉莫哈莫德，其庙皆用土石相砌，凡壁皆用宝石相嵌，进入庙堂皆需更衣沐浴也，吾中土亦有其民也。”在今亚洲和欧洲交界处有红框注释：“此地人种深目、圆眼，头缠长布，宽衣长裤，女子出门皆裹面而行，违者治罪也。”这两条注释完全符合中、西亚地区古代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
在今东欧部分有红圈注释：“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此注释与欧洲古代宗教相关。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共有九条与宗教有关的原注文。其中，西亚和东欧的三条注文说明，这一地域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在中国除了有一条关于佛教的注文外，还有一条写道：“本朝天下之第一大国也，民多信佛教禅宗，道家次之，亦有回民信奉回教。”有关朝鲜的注文显示：“其民信佛教，道教次之。”有关日本的注文记载：“其民信佛教。”在美洲只有一条记载古代秘鲁“巴拉卡”宗教的注文；在东欧有一条关于“景教”的注文，它是全图中唯一与欧洲宗教有关的注释。这些与宗教相关的原注文显示出，在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绘制时期，世界上传播最广且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佛教和伊斯兰教，传播范围最小的是欧洲的“景教”和南美的“巴拉卡”教。《天下诸番识贡图》原注文记载的各类宗教传播范围与世界宗教史记载的中世纪宗教分布状况基本相符。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有一些红圈标注的海域名称。现今南大西洋和北大西洋分别标注为“西洋”和“西海”，印度洋海域被标识为“小西海”。这三个海域名称注释的字体相比较，“小西海”和“西海”的字体略比“西洋”的字体小。这意味着，在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绘制者的观念中，“西洋”包含“小西海”和“西海”这两个海域。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的海域名称揭示出一个重大的历史误解。许多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人所说的“西洋”仅指印度洋，“郑和下西洋”的航行范围也仅限于东南亚和印度洋海域。但是，《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却显示出，15世纪初期中国人对“西洋”的解释与现代史学家的理解完全不同，“郑和下西洋”的航行范围也并非局限于东南亚和印度洋一带，而是深入到大西洋。
这是一个难以想象并且令人感到惊骇的发现。这一发现既使我感到兴奋又使我感到惶惶不安。近百年来，数代中国史学家费尽心血，最终论证出郑和船队最远到达过东非海岸。难道这些史学家都是在误读历史吗？
更使我感到忐忑不安的是，《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显示出，地理大发现史实际上是一部“误导史”。我不禁反复自问：难道几个世纪以来世代相传的地理大发现常识都是一些历史的误解吗？难道几个世纪以来家喻户晓的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探险家都是些名不副实的“英雄”吗？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怎么以前从未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呢？
这种既兴奋又疑惑的心境使我对《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忠实性产生了疑问。我禁不住自问：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时，莫易仝会不会将西方的地理知识篡改成原图的地理轮廓和注释呢？
不过，既然莫易仝仿绘原图是为了上报给乾隆皇帝，并且他还在图上写明“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和“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两条注释，莫易仝应当明白，如果仿绘原图时弄虚作假，他会被认定为犯下“欺君”之罪。
怎样才能验证出莫易仝是否忠实地临摹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将《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与17、18世纪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作一番比较。
不同文化背景的绘画艺术家在创作时，会以不同的风格表现出不同的理念和思想。地图绘制与绘画艺术非常相似。在绘制风格、地理观念和设计布局等方面，《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地图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中，最主要的是地图水平中心线所在的纬度。《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水平中心线约在北纬35度，而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都以纬度为零的赤道作为水平中心线。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水平中心线的位置与中国古代的“洛邑地中说”有关。古籍中有许多关于“洛邑地中说”的记载。例如《论衡·难岁篇》载：“雒，则土之中也。”“雒”即“洛”，周代以后称洛邑，其位置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土之中”的意思为“大地之中心”。“洛邑地中说”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邑约在北纬35度。远古时代，这一地区为先民的栖息之地，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现代考古也证明了这一说法。“洛邑地中说”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很大，保留至今的一些宋、元、明地图，其水平中心线均在北纬35度左右。例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1389年《大明混一图》（见彩图2）和日本收藏的1402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见彩图3）。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了局部重叠的双环形构图。这种构图有两个目的：第一，将中国绘在地图的中部；第二，体现出阴阳和谐的思想。在中国传统艺术理念中，部分重叠的双环形代表阴阳和谐，左边的环为阳，右边的环为阴。例如，天坛的双环万寿亭是乾隆皇帝为母亲祝寿而建的寿亭。1该双环万寿亭的建筑造型出于阴阳和谐的理论，这种造型是乾隆皇帝为了表达祝其母亲长寿的意愿。该亭的地面形状为两个部分重叠的环形，重叠部分占两圆面积的25%。这一重叠的比例与《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双环重叠的比例完全相同。《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采用的这种交叉且局部重叠的双环形构图在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之中是找不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也有采用两个圆形绘制的世界地图，可是图中的两个圆形几乎没有重叠而只在赤道线上相互衔接。
在《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与道教相关的文字。图的正上方画有一个中国古代风水罗盘，罗盘上方写有“六合出行定图式”七个字。“六合”是一个道教概念，它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是指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向组合而成的大地。在道教中，“六合出行定图”专指一种用于凶吉占卜的方位罗盘，明朝手抄本《海道针经指南正法》和《修造通书》均有“六合出行定图”的记载。根据图中风水罗盘以及“六合”等概念可以推测，《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创者很可能是一位道士。
从《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的欧洲地域轮廓也可以判断出，此幅地图的母本绝非源自欧洲。欧洲17、18世纪的世界地图对本土轮廓的描绘比较准确，而且注文也较详尽。反观《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不仅英伦三岛的位置不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黑海均不见踪影，欧洲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或注文更是寥寥无几。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存在一些古老的地理错误。这些错误在欧洲17、18世纪世界地图上是找不到的，而只能在13、14世纪中国古地图之中看到。例如，在15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世界地图中通常看不到波斯湾的轮廓。1389年《大明混一图》（见彩图2）和1402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见彩图3）均没有绘出波斯湾。《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同样也没有绘出波斯湾。而这一错误在欧洲或阿拉伯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是见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