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服难倒国王
先离开硝烟纷飞、刀光剑影的近代，看看在更久远的年代里，中国人采用“新事物”的实例。从这些例子中无疑能看出中国人性格的原型。
回到公元前300年。
当时是中国的战国时代。
赵武灵王这位英明君主，决定采用异族胡的服装。
当时，传统的三人乘战车的战法，已经向步兵战、骑兵战转变。
对新的战法来说，带钩收紧、上下身分开的胡服，比起当时宽袍大袖、一件到底的“中华”服装，更利于骑马和步行。中华之国的赵国，采用了胡人的这种服装，组成了“胡服骑射”的机动部队。
这时已是战国末期，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据《史记》记载，赵武灵王宣布：“吾欲胡服。”此话一出，“群臣皆不欲”。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惜笔墨记载了赵武灵王说服重臣和公子成等反对派的经过。
公子成对着夷狄之服十分抵触，称病不参加“胡服参朝”（着胡服拜见国王），并派使者转达了自己的意见：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
听了这番话，赵武灵王亲自去探望公子成，耐心地说服他：
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
赵武灵王同时对反对胡服的赵文、赵吉等重臣说：
先王不同俗……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
赵武灵王逻辑井然地说服了众人。
这是公元前300年的事，武灵王的观点相当理性。不得不佩服赵武灵王的思路整然。
失去惯有的“简洁”的司马迁之笔
司马迁执笔《史记》，是在胡服骑射一百五十年后。这里还要考虑到其间秦汉更迭，发生过巨大变革。
对于胡服骑射，生在那个时代的人的想法，和记录的人的想法，一定会有差异。
尽管如此，在读到《史记》的《赵世家》时，我不禁感到，写至胡服骑射这一段，司马迁忽然失去了惯有的简洁文风。
从“吾欲胡服”到“遂胡服，招骑射”，共用了1375个字。
战国时期最戏剧化的事件——吴越决一死战，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只用了89个字，《越世家》中也只用了305个字。
在这些短小的篇幅中，司马迁记载了越王勾践欲赦吴王夫差，但夫差却说“我已老，死后无颜见伍子胥”，然后自杀而亡的悲剧。夫差曾经破越，不听重臣伍子胥的劝谏放过了勾践。记载如此曲折的吴国灭亡史，所用文字极为简练。
如此一一列举文章的字数，或许无聊。吴的灭亡，在司马迁惜墨如金的笔下，反而显得余韵悠长：
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
越王勾践对曾帮助过自己的吴国生出同情之心，名臣范蠡如此劝诫他。越王出于仁义之心，仍不忍拒绝使者。范蠡当机立断鸣鼓进军，驱逐前来求降的使者。吴国使者悲泣而去。越王慈悲为怀，欲救吴王一命，下令让吴王去舟山列岛统治百家。但是，吴王辞谢后自杀。
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
全用史实，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吴国灭亡的悲剧，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
相比之下，对胡服骑射的叙述则显得十分冗长。为什么不用“十九年春正月，武灵王胡服招骑射，以报先王之仇”一句交代过去呢？只不过是把长袍大袖改成了上下两截套装这样一件小事而已。
当采用新事物时，中国人的顾虑之深、程序之繁琐，通过《史记》的这段记述风格就能看出来。
司马迁的时代，汉帝国正在与匈奴死斗，儒教正式被奉为国教。除了儒教的名分论之外，战争培养出的敌忾心所产生的“华夷有别”的思想，无疑正在高涨。因此，即使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但若只用一行文字来记录采用夷狄风习这件事，恐怕不能服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