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姬、夜光杯、玉，接二连三的都是浪漫的话题，然而西域并非只是个浪漫之地。毫无疑问，西域也有血腥的一面。
自汉武帝派出远征军讨伐匈奴、大宛以来，西域就时常是战乱的舞台。
不，其实在汉朝军队到来之前，匈奴与月氏国之间就有过耸人听闻的战争。月氏被匈奴打败，匈奴杀了月氏国王之后，把他的头骨做成酒杯供匈奴王使用。另外，绿洲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也不断发生。
在西汉之后的分裂状态下，前秦的将军吕光也曾出兵龟兹。这次出兵成为鸠摩罗什进入中原的契机，这在前文已经提到。
中国的分裂时代以隋朝的统一画上了休止符。到了隋朝之后的唐朝，中原军队更加强大，开始经常在西域显露头角。
唐朝皇帝把曾一箭入石的西汉名将李广尊为祖先。如果事实如此的话，李广的子孙就是在5世纪初以敦煌为中心所建立的西凉政权的后裔。敦煌这个地方是连接西域的关门。或许唐王朝的血统中带有一种西进的本能。
如前所述，位于现在吐鲁番盆地的汉族王朝高昌国于640年被唐太宗所灭。玄奘前往印度经过这里时，它还是个独立国家；待玄奘归来时，这里已成为唐朝的领土。最终玄奘并未经过高昌，而是取道西域南道——玉之路回国。
在唐朝皇帝的祖上建立的西凉被北凉击破，不得不放弃敦煌时，一部分败军逃到哈密，在那里他们曾窥伺富饶的吐鲁番盆地，可惜野心终未达成。
对唐太宗而言，吞并吐鲁番的高昌国也算是达成了两百年前祖先未了的心愿。
被唐朝所灭的高昌国是汉族麹氏建立的政权。高昌国持续了约一百五十年，采用中国式政治制度，教育也以中国典籍为教材。
因为是干燥地区，一千三百年前的纸张出土时仍然保存状态良好。当时这一带的人似乎非常注重契约文书，大小借贷都要制作文书为证。这让20世纪的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生活风貌。同时，还出土了供学生使用的《论语郑玄注》的写本，还有似乎是学生笔迹涂抹的《千字文》。今天我们在这些文书中仿佛还能感受到古代的生活气息。
在勇猛的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地区，以平和的农耕民族汉族为主体的麹氏王朝居然能持续约一百五十年，我觉得这简直是个奇迹。
然而，高昌国的麹氏王朝只能算是一个傀儡政权。据史书记载，高昌国常驻有铁勒（突厥系部族）官员，负责向队商课税。
铁勒等游牧骑马民族大概不擅经商，只好让更擅长商业的汉族来做，他们只管从中提取利润。容许常驻外国官员课税的国家怎么称得上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呢？
称之为傀儡政权，好像又言过其实了。唐朝时期的高昌国结交的是铁勒诸族统治的所谓西突厥帝国。高昌国把商业利益的一部分上缴给西突厥，当高昌国需要武力保护商业的时候，就向西突厥请求军事援助。
商业交易需要武力保护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呢？
是否有队商前来，对高昌国而言，是关乎生死的重大问题。换言之，如果队商改变途经路线，高昌国不再处于通商路线上的话，它就必须诉诸武力来阻止这种事态的发生。
高昌以西有焉耆国（喀喇沙尔），相当于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阿耆尼国，位于博斯腾湖附近。当时的通商道路是经博斯腾湖以北，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到哈密，再到唐朝的河西。
而此前曾有西域北道，则是从博斯腾湖以南向东，经罗布泊湖畔的楼兰一带进入敦煌。求法僧法显一行经过的就是这条路线，法显所说的“夷国”就是焉耆国。
不知从何时开始，西域北道转向了沉寂。焉耆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试图复兴这条通道。而唐朝对高昌国深受西突厥的影响颇感不快，于是决定协助焉耆国的计划。此外，西域北道距离北方游牧民族的大本营较远，对唐朝来说是一条更加安全的通商路线。
但是，如果原来的西域北道得以恢复的话，对高昌国可是大为不利。事态之严重，远远超过新干线不再经过本地而带来的坏影响。对于依赖商贸生存的绿洲国家来说，简直就像被判了死刑一般。所以高昌国不论采取何种手段，都必须要阻止西域北道的复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然采取的战略是，攻打挑起事端的焉耆国，以妨碍其计划的实施。
其实这并不是高昌第一次攻打焉耆。两国在通商事务上稍有过节，就会诉诸武力。在我们看来不过小事一桩的矛盾，对当事人而言却常常是事关生死的大事。两地相邻，尤其容易发生利害冲突。况且高昌和焉耆又是两个大相径庭的国家。
高昌的居民主要是当时西域人口最多的波斯系胡人和汉人，留存至今的高昌古城——哈拉和卓遗址尽是波斯风格。但统治阶级却是汉族出身的麹氏家族。
相对而言，焉耆别名“阿耆尼”，在波斯语中是“火”的意思，正如这个别名一样，焉耆是由波斯系胡人统治的国家。
玄奘在高昌受到国王麹文泰的热情接待，甚至被要求从此滞留当地。但玄奘前往天竺取经的素志并未因此动摇。分别之际，麹文泰向玄奘赠送了各种礼品，并奉上黄金、银钱、绫绢等物作为往返天竺二十年所需的旅费。另外，还准备了给西域二十余国的国王的信，要求他们善待玄奘，给予放行。
然而高昌国以西就是焉耆国。
玄奘抵达时，焉耆国王带领诸臣出迎。玄奘得以进入都城，但一切都只是常规的形式，并没有特别的招待。在佛教国家，供奉僧人是国王的义务。焉耆国王只是履行了这个义务而已。《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这样写道
——其国（焉耆）先高昌寇扰，有恨，不肯给马。法师停一宿而过……
高昌先前曾攻打焉耆。高昌国王的信反而帮了倒忙，焉耆连换乘的马都不愿提供。玄奘只住了一晚便匆匆离开了。
关于玄奘从长安出发的时间，有“贞观元年（627）”和“此后两年（629）”两种说法。玄奘访问高昌和焉耆应当是在出发后的第二年。而高昌攻打焉耆是629年以前的事，这时两国已关系恶化。因此在高昌被奉为上宾的玄奘到了焉耆才会备受冷遇。不得不说玄奘是受了无端的连累。
高昌作为西域的城市国家，竭尽全力想要生存下去。一边与西突厥缔结同盟，同时也尽可能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在与两个超大国的力量抗衡之上，尽力维持国家生存。夹在大国间的小国的生存方式，到现在一千数百年过去，依然没有改变。
贞观四年（630），玄奘访问高昌之后不久，高昌国王麹文泰亲自前往长安。麹文泰访问长安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翌年正月，唐太宗设宴招待了高昌国王麹文泰以及随行诸臣。高昌国王的夫人也在一行之中，她本姓宇文，唐朝把皇室的李姓赐予她，这在唐朝来说属于破格的待遇。与高昌结为亲戚，对收集西域情报也大为有利。
麹文泰的父亲麹伯雅也曾在隋朝时入朝参拜过皇帝。也许因为自身是汉族政权，高昌国总是心向着东方。他们是中华文明的崇拜者，从出土文物中也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玄奘在此被奉为上宾，一是因为玄奘的人品，二是因为他是汉族僧侣。
在长安宫殿的宴席上，唐太宗和高昌国王究竟交谈了些什么呢？
一定谈到这样的话题
——就在数年前，有一位年轻却高德的唐僧曾经过高昌。无论怎么挽留，他都不曾改变去天竺取经的决心，毅然踏上旅途。这位僧人名叫玄奘。
对高昌而言，既然欲与唐朝加深友好关系，曾善待唐僧可是要强调的事实。
麹文泰率群臣访问唐朝，随员中应该有不少人在二十年前曾随先王麹伯雅访问过隋朝。
隋炀帝即位之后，高昌向隋派出使节是在大业四年（608）。
同年，日本也向隋朝派遣了使节。《隋书》中记载的是倭王多利思比孤，其实派出遣隋使的就是圣德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