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原产于西亚，那么把葡萄带到汉土的是谁呢？
有人说是张骞。他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历经十三年的艰辛才回到汉朝。持此观点的主要有俄国学者布雷特施奈德（1833—1901）等人。
据10世纪的中国百科全书《太平御览》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征服大宛，携葡萄种归汉。
张骞是出使西域并生还归汉的第一人。就像在日本，凡事之始都归结为弘法大师一样，西域物品的传入也大都被当作是张骞的功绩。不仅葡萄，还有苜蓿、石榴、核桃，等等，都被认为是由张骞带回中土的。这作为谈资固然有趣，但在《史记》中却没有确切记载。
张骞在从西域归来的途中遭遇匈奴，被监禁一年之久。他不是获释，而是乘隙逃走才得以生还。植物种子细小易藏，带在身上想要躲过严格的搜身并非难事。不过，又不是什么重要的密信，张骞当然不至于那样用心地保护葡萄种子，想必至多是在回到长安之后如此这般地说起葡萄的形状罢了。
张骞回到长安的时间是公元前126年，而“贰师将军”李广利从大宛凯旋是在公元前101年，前后相距二十五年。如史书所记，张骞归汉后，汉朝与西域的贸易得到发展，规模最大时，一年间往来的使节团多达十几批。使节团的目的多为物品交易，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在这二十多年间，应该不会漏掉葡萄这样的物产。
《太平御览》中注明这项记载出自《汉书》。但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述，李广利破大宛之后，汉使带回“蒲陶”、“苜蓿”的种子，并将其种植于离宫之外。也就是说，带回种子的并非李广利，而是那些为了解救人质或前往示威而被派遣到西域的使节。总之都是李广利远征的成果，所以把葡萄的传入归在他的名下也不为过。
如上所述，汉朝与大宛有二十多年贸易往来的实绩，我认为可以把《汉书》中的记述看做是关于葡萄正式传入汉土并被种植于朝廷所有的土地上的最早记录。但在民间，应当早有种植。葡萄不喜多雨湿润的环境，而长安一带气候干燥，正适宜种植葡萄。
与葡萄同时传入的，当然还有葡萄酒。《史记》和《汉书》里都有关于大宛国出产葡萄酒的记载。据说富人家储藏万余石，数十年而不腐。
（大宛国人）俗嗜酒，马嗜苜蓿。
把人与马相提并论，颇为幽默。
史书的记载自然以汉朝为本位，“俗嗜酒”的描述大致可以理解为，较之汉人，大宛国人更爱杯中之物。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风俗也随之变化。特别是自伊斯兰教传入西域之后，提倡禁酒的宗教戒律使饮酒人口大量减少。
说到戒律，同样在西域一带，越往东走戒律也越加松动。禁酒的戒律也一样。听说很多从阿拉伯国家到欧美留学的青年反而更容易沉溺于酒精而无法自拔，大概正是因为自小缺乏对酒的免疫力。日常生活当中，无人向他们传授喝酒的心得，才会导致那样遗憾的结果吧。
虽说同样是气候干燥的地区，但由于土质不同，从西域移种到长安一带的葡萄并未获得理想的收成。
唐高祖（618—626年在位）与群臣聚会时，葡萄也作为甜食上桌。侍中（顾问官）陈叔达拿了葡萄却没有吃，高祖问他为何，陈叔达回答说：
“在下母亲有口干的疾患，听说葡萄最能生津止渴，却贵而难求。”
高祖生母已不在人世，不由叹息道：
“你毕竟还有可以奉上葡萄的母亲啊！”说罢呜咽而泣。
侍中这个官职是侍候在皇帝左右的高官，应有各种职权在手，却不能轻易吃到葡萄，可见葡萄在当时是多么贵重的果物。
那么葡萄酒，自然比葡萄更加贵重。唐朝初年距葡萄传入中土已经过了七百年，却还不能酿造葡萄酒，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那是因为当时葡萄酒都是来自西域的贡品，普通人很难有入口的机会。
酿造葡萄酒的秘方对于当时西域的各个绿洲国家来说，也许是绝对不允许外传的商业机密。或许也有人曾经尝试用长安附近收获的葡萄做原料来酿酒，却未能成功。
唐朝得以成功地酿造葡萄酒，是在把高昌国纳入版图之后的事。
高昌位于现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位置处于西域的较东一端。吐鲁番以东为哈密，哈密以东即出敦煌。由于靠近汉族居住圈，那一带自古就建立了汉族政权，国号高昌。国王姓麹，曾经热情接待三藏法师玄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