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上的颓废消沉，无不有缘有故，且是极为实在的缘故所致：事业上的失败，情感上的挫落，信仰上的疑惑，身体的疾病或衰朽，人际关系的受委屈遭排斥……当实在的缘故能解决，有望解决，颓废消沉便成为过去。甚至像那个被黜多年、龙钟蹒跚的教皇，忽闻克日复位的喜报传来，一跃而起，弃杖健步如飞。
沮丧则不然，沮丧无方而来，无理可喻，极难溯及其根源——我不能思考推理，只能胡乱猜测：悉达多在重新就食之前可能沮丧过。耶稣独自彷徨旷野的四十昼夜中可能沮丧过。最后的客西马尼园中，情况紧迫，有一瞬间一瞬间的沮丧，那是忧愁得要死，忧愁得叫出声来的一夜，沮丧急转为惶恐，他不能坍倒，只能站起，连沮丧也来不及了。
那么，以利亚闷闷不乐坐在罗腾树下凝视指甲发呆，大卫是不是忧悒，忧悒到一片黑，摩西也竟陷于自怜，自怜是自爱，弗洛伊德和弗罗姆认为爱和自爱是互不相容的，一方多了些，另一方就少了些——万世共仰的摩西会是这样的人？作成三千句金科玉条，一千零五首绝妙诗歌的所罗门，临了却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日光、月光、灯光，任何光下都无新事。
古先知们大抵如此，中世和现代的先知就反而不明其性相了。中世和现代的先知更强项？刚愎自用？抑是较为麻木？（有麻木的先知的吗？）是否变得善于掩饰，像哥德那样，伟大到适可而止？大家都想知道拿破仑究竟对哥德说了什么悄悄话，哥德始终不肯透露。而拿破仑从埃及法老墓中出来时，神色大变，问他，他也一言不发。这类黠智，令人怅惘，近代的文明偏是由此类黠智交错构成的。
“沮丧”并非无方而来无理可喻，它是位于无数度“知人之明”之后的一度“自知之明”。
这样的“自知之明”已是一把剑，在“知人之明”之上反复磨出锋刃的剑。连剑柄也磨出了锋刃。这通体锐利的东西难于执着，却分明在你手中。
有着独特的性格、独特的思想、独特的行为的人，一旦“沮丧”，就意味着他看清了这性格这思想这行为究竟处于哪一个交错点上，即是：他毫不假借地直接与历史和世界的经纬度相对，进而他不能不置身于宇宙的整个时间空间的观念里……他失重、他失值，不论他是伪金币真金币，际此一概无用。他失去了那所谓真善美的凭借，他便形销骨立——此缘此故非比宗教哲学之寻常；未知生焉知死，未知死焉知生，两句话都没有说明什么。艺术又是宿命地表现不了人生，因此也慰勉不了人生，所以从来不见有先知们的“沮丧”的记录。
人生的真实是艺术所接受不了的，因此我们到了某种时刻，也接受不了艺术。艺术是浮面的，是枉然的兴奋，徒劳的激动。
所谓伟大的性格、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行为，世界只承认其业绩。旅游者看到的是高高低低的纪念碑，伟大而无纪念碑的人也许更多，因为他们不像哥德、蒙田那样肯屈尊，肯随俗。也不像纪德、萨特那样地乐于比持久，争不朽——荒谬，如果按加缪的说法，荒谬只是起点，不会是终点，也不连同其过程，那还说什么呢。
爱默生、蒙田，即使是不幸的苏格拉底，他们的怀疑主义总还是月明星稀、言笑晏晏，哪里会像我这样风雨交加、张皇失态呢。
幸而最简单最笨重的逻辑还有用处，好像我是活在石器时代木器时代，玩玩这种石制逻辑木制逻辑，过了一天又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