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署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询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10年前就已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没有任何效果。后者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收到了其昔日同学日本海军将军伊藤的信，他即将的对手写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努力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有垮台。”
这是后事之师。被我们“看到”的历史与被我们“读到”的历史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微观的、瞬间的，在现代人飞速地展开画卷时转瞬即逝，只有放在全部的画面中才能凸显巨大的悲剧意义。之后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清朝灭亡，继而民国军阀混战。历史的推进迅速而急切，一代人刚刚开始崭露头角，即被风暴吹入无底深渊。甲午年的图像资料，足以使我们重回那个时代。那一年的战争影响所及，一代名臣黯然退场，新生代政治人物起而替之，近现代史上重要人物轮番登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对他们来说，那是绕不开的命运。
1894年，一座看得见的冰山迎面而来。所有后来者的命题，都在于将这艘即将沉入海底的巨轮重新扭转航向。过去100年来的历史进程，在学界被称为“中国问题”，一方面是现代与传统的，还有一方面是西方和中国本土的。这个问题渗透到所有的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和非政治经济议题中去。无可逆转的，不仅是中国，甚至是世界。当巨轮沉没，新的航向即将开始，历百年而寻找答案的人们都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命运。
回到甲午年，我们看到历史正在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