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年，1894年。
写下这个坐标式的年代，可以顺着历史的灰烬找到那些消失的人和事。更多的人熟悉这个年份是因为一支庞大海军的覆灭。一支名义上称之为世界第七，或者世界第八——总之世界排名靠前的海军悲剧性地毁灭了。
闭上眼总能想象到那艘庞大豪华的泰坦尼克号，1894年的中国正如那艘出海的巨轮，刚刚醒来就迎面撞上了冰山。这是致命的一击，比1840年来自西方白人的枪炮声更为沉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接连不断的打击都像重重的敲门声，捶在帝国即将崩溃的门楣上。但最重的一击，来自东方。
“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一个相当委婉的说法，中国醒来了。事实上，一战而击碎的不仅是李鸿章无法修补的体制，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的人心。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在1840年即已流行一时，现在人们终于明白这个变局是什么，那就是古老、僵化的帝国体系的结束，新的文明以极其野蛮的方式侵入。
没有什么比重读历史更让人感慨，大戏开场，后来者已经窥见结局，却偏要捏着汗，流着泪，看那些正在舞台中央的人与自己无法逆转的命运相抗争。在戏说历史的潮流中，我们试图重新回到甲午年的现场，在日本人的照片、西洋人的明信片、中国人的旧图册中梳理和打捞那些残存的证物，追求并尽量接近真实的历史。因为真实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能够立足的根本。
1891年，19岁的光绪亲政。这位年轻的皇帝引起了域外观察者们的额外注意，没有人想到两年后的战争会摧毁一个帝国的根基。大清皇帝学习英语的新闻成为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的切入口：“从去年12月份开始，大清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将在今后若干年里对整个帝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保守封闭的枷锁，将大清国带入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总之，这种进步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清国最高统治阶层最近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在数万万清国人中，有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他就是大清国皇帝陛下。”
让《纽约时报》作出如此判断的是光绪的一个行动：“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在大清国，人民称他为天子），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真让此间人士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在今天看来似乎只是一条花边新闻，但这已经足以让这份在美国逐渐产生影响力的报纸得出结论：“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他的政治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胆量，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胆敢苟同类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倘若中国历史的前行按照上述逻辑推行，在1900年前后中国就应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了。《纽约时报》的推测看来绝非妄言，但显然光绪仅仅是玩票之举，如果把他看成一个热血青年，那么应当看到他当时所学到的所有知识都来自于传统古籍，新鲜的玩意当然会吸引他，如摄影、火车以及英语。但也仅此而已，倘若以为这位皇帝此时已经开始有变革之举，或者就此开始现代政治制度演练则纯属妄想。即使皇帝开始学习英语，即使帝国已经派了一百多名未来的精英前往西方学习，也未能改变急转直下的帝国命运。
人们总习惯于从历史的编排中找到节点。在光绪亲政前的30年中，中国也经历了与世界同步的上升之路，史称“同治中兴”。1868年可以看做是前甲午时代，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曾国藩带领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重新使帝国的版图恢复统一；左宗棠出征新疆，使得中国的边疆免受分裂。中兴名臣们开始注重学习西方的技术，“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方略大行其道，尽管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烧毁了，帝国的门开得更大了。但这不妨碍一个国家沿着惯性的轨道前行。此时，西方的洋枪、大炮、火轮船都已经开始为精明的军事家们所利用，李鸿章在其一手打造的淮军中更是大力普及西式武器。“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政略看起来极为有效，西方对中国时有挑衅，但已经开始警惕一个强大帝国的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