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衣将军”
——“战犯录”之一
在设在北平西郊公主坟附近的华北“剿总”总部，傅作义双手插在背后的棉裤腰里，两只穿着黑布鞋的脚，在漆成棕红色的地板上来回踱步。
如果是影视，我们将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个已经“王”不起来的“华北王”的这个别具一格的习惯动作，不知道始于何时。我们知道的是抗战名将傅作义，抗战时期每逢思考问题时，就会习惯地将双手插在背后的裤腰里。
请看1933年长城抗战中，日本随军记者是如何评述傅作义第一次率军抗战的：
人所共知的傅作义军……竟藐视日本军之威力，自到怀柔后，对我两羲一部，即取抗战行动，我军对此执拗冥顽之中国军，实不得不予以严重打击……敌在高地筑有中国式的坚固阵地，该阵地两侧伸出，一对由密云前来之我军，一对由蓟县前来之我军，侧背之早川联队，突受敌千余人之进攻，结果伤亡约三百余人。
接下来就是1936年的绥远抗战，其中百灵庙大捷驰名中外。全面抗战后，1939年初，傅作义率部移驻绥西河套地区，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连战连捷。1940年的五原大捷，使日军长期不敢西犯。
再看1947年4月14日，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封电报，又是如何评述东北野战军进关后的这个对手的。
傅作义部队之干部带兵方法系采用冯玉祥之养兵政策，所赋予之任务毫无犹豫不决，毅然执行，其牺牲之精神特强，傅对战时之兵力运用颇冒险性，尤于重点方面之攻击，每不顾前后左右之部署如何兵力如何而对重点必集中全力攻击之，如此次集宁张家口之役，均集中其全力以赴其新攻击之目标，而其后方之基地则仅留残余老弱之少数部队以守之，其部署谓如当时共军若以小部袭其后亦决无今日之傅作义，以其屡次冒险，故获成功，部属对之极表钦佩，而傅也颇以为得。
无论隆冬，还是盛夏，也无论是在威严、肃穆的“剿总”办公室，还是置身硝烟弥漫、弹雨纵横的战地，傅作义的这个别有看相的习惯动作，都显得不伦不类。不是双手左右叉在腰间，而是插进背后裤腰里，即便一身笔挺的将军呢，也会支翘八杈得成了什么模样？更不用说一口山西话的三星上将，总爱穿套像他的察绥军一样臃肿的棉衣了。“大将军八面威风”是难得想见的，易使人产生联想的倒是春日暖融融的阳光里，坐在窗前、倚着墙根的老农，双手伸进裤腰里摸出个虱子，送进嘴里咯嘣咬出个响。
可就是那些总是居高临下地睨视惯了杂牌军的蒋系将领，也不能不对这位“剿总”总司令深怀敬畏之情。
将军的威风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
只是眼下这仗可怎么打？
内战伊始，傅作义出手不凡。
先是声东击西，解了包头和归绥之围，接着又从背后偷袭了张家口，打通了平绥路，并以虚张声势战法派兵支援东北。1947年11月，蒋介石撤销了孙连仲的保定绥署，成立华北“剿总”，将华北五省（河北、山西、热河、察哈尔①、绥远②）两市（北平、天津）的军政大权交给傅作义。华北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把希望寄托在傅作义身上，一些御用文人则将其吹捧为“中兴清室”的曾国藩。
红极一时的傅作义，却如鲠在喉。
表面上，蒋介石将华北的中央军李文、石觉、侯镜如等兵团及青年军、交警总队，都归到了傅作义麾下，背地里却又交代这些人：“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继承）老师的。”
对于蒋介石的这套把戏，傅作义早已习惯了。他知道，在战场上，他可以打成抗战名将，打成内战名将，打成“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的第31号战犯，但他永远也不可能把自己打成蒋介石的嫡系。
无论在何种场合，傅作义从不讲上司的不是，对蒋介石更是表示恭顺。有时蒋介石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尽力揣摩蒋的意图，审慎作答。对蒋系将领也很客气，苦差事大都交给自己的嫡系去干，尽量笼络他们。但他若是逆来顺受、任人欺凌之人，还能混到今天吗？
军统特务头子、“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自恃根子硬，指示中央军各部，凡是人事调动、兵员补充、后勤补给等，皆须先经过他，由他承转。傅作义在不动声色中，与之周旋，抓紧实权。经常不经过兵团和军，直接指挥蒋系师、团长，将一个军调往几处。侯镜如是津塘防守司令（驻塘沽），傅作义把老部下、第八个补给区司令陈长捷从兰州调来，任津塘防守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司令，实际上架空了侯镜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