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哲兑现了他在周自恒面前的承诺，他没有“浪费”萧原这个人才。在他的主张下，萧原获得了他在《北方时报》的第一个职务——组长。虽然这个职务微不足道，但在我看来，它意味着萧原向崔哲的“圈子”迈进了一步。
在社会新闻部里，以前并没有“组长”这个职务，因为创刊六年以来，这个部门从来就没有分过小组。但这难不倒崔哲，他翻翻电影画报的功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然后他折了一顶“官帽”，并且把它发给了萧原。
为了配合这个新设立的“领导岗位”，一个小组应运而生，它叫“群工组”（意思是为群众工作的小组）。在崔哲的安排下，萧原有了三个下属——韩振东、李宏奎和刘志超。你知道，他们都是被崔哲视为“兄弟”的记者。
在那一周的社会新闻部例会上，崔哲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本报新闻热线每天都会接到许多读者的求助电话，有些求助线索背后往往隐藏着许多蹊跷的事情，如果一概置之不理，不仅是对新闻线索资源的浪费，更是对读者的不尊重，而创办一个为读者解决实际困难的版面，不仅有利于塑造本报的亲民形象，也有利于培养本报在读者中的公信力。所以，“群工组”记者工作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处理读者来信和读者打来的求助电话。
与“群工组”的工作相对应，一个新的版面又出现了，它的名字叫“服务台”，每周出版一期。“服务台”这个名字是崔哲想出来的。他说，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版面。
崔哲还说，“服务台”版面承担的任务就是“收买人心”。所以，他对“群工组”记者的考核标准包括这样一条：看谁收到的感谢信或者表达感谢的锦旗多。
我不知道崔哲又在搞什么鬼，我只是不相信他所说的就是他所想的。但萧原并不这样看。他认为，也许是在肖彤被劫持的事件中，崔哲受到了某种刺激，体会了一次受助者的感受，所以把注意力投向了那些求助于本报的读者。
我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我认为它又一次表现了萧原天真的一面。但我不想争辩，所以我只是说：“等着瞧吧。”
说实话，在观察“服务台”这个版面一段时间之后，我认为它并不算成功。在“收买人心”的宗旨和锦旗的刺激下，“群工组”的记者们开始相互攀比。有时候，他们的举手之劳也会占据较大的版面，他们还学会了在报道中进行自我表彰。
比如，韩振东曾经撰写过这样一篇报道：一个裁缝制作了一条两边裤筒不一样长的裤子但拒绝为顾客修改，经过本报记者从中调解，两条裤筒变得一样长了——这件事情见报了。报道共有600多字，主要描写本报记者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但最终还是说服了那名裁缝修改裤子的过程。在这篇报道的末尾，韩振东写道：“何先生（顾客）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
在我看来，这是一句废话。但那块版面上几乎每条稿子的末尾都会这样写。
再比如，李宏奎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报道：一场大雨之后，住在城东平房区的一个居民打来了电话，希望记者帮忙解决他家的屋顶漏雨问题。李宏奎于是联系到了当地的房管所。后者很配合，很快就派出工作人员去把屋顶修好了。那户居民自然“对这样的结果非常满意”。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篇报道的见报标题是《本报记者出马，修复房顶漏水》。根据我的理解，这个标题的真正意图是自我表彰。不过，我认为它有些出格了。从字面上理解，它似乎在炫耀以李宏奎为代表的本报记者掌握的另一门技术——除了采访和写作之外，他们还擅于修复漏雨的屋顶。我认为这样的炫耀会带来某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果然，它很快就惹来了麻烦。
第二天上午，更多被屋顶漏雨困扰的居民打来了电话，希望得到帮助。我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一直忙于接听这样的电话，几乎腾不出手来干别的。我告诉他们，应该直接去找房管所工作人员，因为这样的事情属于他们的职责范畴。我还努力对他们解释说记者人力有限，不可能全都用来帮助他们联系房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