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于薇并没有打算就此收线，她问道：“找广告部干什么？”
“登寻人启事。”我说。
“登寻人启事要花钱吗？”
“当然。”
于薇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我是2号接线员，谢谢你打来……”
我的告别语还没有说完，于薇又开始提问了：“要花多少钱？”
我只好耐着性子继续解释：“根据篇幅大小而定，有可能几百元，也可能上千元。如果你想让更多人注意到你的寻人启事，最好多花一点钱。”
于薇似乎有些为难，她又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问道：“报社的记者不能帮忙报道这件事吗？”
“一般情况下，记者不会对这样的事情感兴趣。”
“为什么？”
“记者们的任务是报道新闻事件，像这样寻人的事情，他们一般都不会感兴趣，所以你最好还是去找广告部。”
于薇的声音里开始有了哭腔：“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
我想了想，但我也没能想出别的办法来，于是我对她说：“如果你真的想找到你的父亲，先去想办法借些钱吧。”
电话那一端的于薇再次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把电话挂断了。
我回到了棋盘旁，我想不起被张萌挪开的那匹马原来在什么地方了，但我已经无心继续。于薇略带哭腔的声音开始在我耳边萦绕，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泪眼朦胧的女孩。我有了一种奇怪的担心，却说不清担心的是什么。
这个城市里经常会有人走失，有时候是老人，有时候是小孩。每一个人口失踪事件的背后都会有一群焦急的亲属。当他们四处寻找而无果的时候，就会想到报社。不过，如果他们寄希望于记者帮助他们找回自己的亲人，他们收获的只会是失望。
我记得，崔哲上任之后曾经在社会新闻部里明确规定，对于这种求助电话的态度是：一律不予报道。他还解释说，这样的故事往往并没有多少新闻价值，所以，如果接线员接到了这样的求助电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对方去广告部花钱刊登一条寻人启事。
一年多以来，每当有人在电话里向我讲述亲人失踪后的急切心情时，我都会像一台机器一样告诉他们“联系广告部”。尽管于薇讲的故事曾经打动过我，我仍然没有做出反常的表现。
但是，萧原又一次做出了一个反常的选择——他在这条电话记录后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解释说，之所以选择这条线索，是因为他想起了另一件事。
“也许……”萧原低声说，“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她的父亲就是死在河岸边的那个流浪汉。”
我相信当时我的嘴一定张得很大，因为萧原立即告诉我不必如此惊讶。
“我也不希望这么巧。”萧原说，“但是，在这两件事情里还是有一点联系：于薇的父亲是在两个月前失踪的，她怀疑他的父亲当时已经来到了本市，而两个月前正好是那个流浪汉在火车站边被人抢劫的时候。”
“你的意思是说，于薇的父亲来到本市，刚下火车就遇到了‘剁手党’？”
“我不希望是这样。但是，只要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我就想去问个究竟。”
“可是，那件事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我仍然不相信这样的巧合，“也许警察早已经找到了那个流浪汉的家属。”
“不可能。”萧原断然否定了我的猜测，“前几天，我还打电话问起过那件事。警察说，因为一直没能找到家属，而医院的存尸费是一天100元，经领导同意，他们已经把尸体火化了，骨灰就存在殡仪馆里。”
“如果那个流浪汉就是于薇的父亲，她能见到的只是一捧骨灰？”我突然又一次为那个女孩感到担心了。
“当然，”萧原说，“我希望事情并不是这样。”
希望是一回事，事实又是另一回事。我想，事实就是事实，它根本不必在乎你的希望是什么。当天晚上，萧原告诉我，他在医学院里找到了于薇。当于薇向他出示自己父亲的照片时，尽管他早有准备，却仍然感到震惊——那是他非常熟悉的一张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