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真是太冷酷了。
我只好把食物从兜里拿出来，一样一样地交给贺玉，告诉他黄花鱼是新炸的，让他在炉子上烤一烤再吃；肉酱是新炸的，让他吃时放在炉子上热一热；饺子是新煮的，吃时用开水烫一烫……我磨磨蹭蹭地说这说那，无非想跟亲人多待一会儿。
可是，那个冰冷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周贺玉，你能不能痛快点儿？”
无奈，我只好动身了。
我给女儿换上尿布，将女儿重新包好。贺玉抱起女儿亲了亲，然后帮我把女儿背好，听到女儿又在被子里哭起来，他轻轻地拍着女儿，声音哽咽地哄着：“别哭，跟你妈回家吧。噢，好孩子……”
贺玉送我出门时，那群狗不知从哪儿又蹿了出来，又冲着我汪汪大叫，一见到贺玉，又摇头晃脑地围着他……
又像上次一样，我背着女儿，手里拎着两块湿尿布，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把泪地向茫茫雪野走去，走出好远，还看见贺玉站在那堆草垛旁望着我，身边仍然围着一群狗……
后来贺玉告诉我，他看着我们娘儿俩的身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了，他才走回屋去。我们娘儿俩一走，他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似的，觉得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过了很长时间，才从绝望中挣扎过来，又盼望着我的下次到来。
路上，女儿一直在哭，后来哭睡了，才没了声音。
这一天，孩子在被子里捂了四个多小时，眼睛都捂红了，到家第二天就住院了，肺炎，病了好多天。
没想到，这次见面又给贺玉带来了麻烦。
春节过后，他们批判贺玉：“见到你老婆，为什么不用毛主席语录说话？为什么不说‘斗私批修’？这说明你没有改造好，不能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
现在听起来觉得可笑。但是，凡是经过那场浩劫的人都知道这是真的。我们的国家确实经历了长达十年可笑而又可悲的历史。当时，体育比赛发令前，运动员站在起跑线上，每人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大多运动员都背诵一些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有的运动员成绩不好，故意背诵长语录，其他运动员只好站在起跑线上等他，谁都不敢出面制止。
后来，我又去看望贺玉几次，每次都给他带去一些粮票和食品。每次去，造反派都批评我感情代替政策，可我照样我行我素。每次离去，我都看见贺玉站在草垛旁，看着他眷恋的目光渐去渐远，我的泪水却越流越欢。
六十九
1968年，那个最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
春天来了，厚厚的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的冰溜子开始滴水了，马路旁的小树渐渐抽出了绿芽。
1969年4月1日夜里，我和父亲忽然被一阵惊天动地的锣鼓声惊醒了。
我说：“一定是‘九大’召开了！”
父亲也说：“嗯，看这架势像是来最高指示……”
当时从北京传来最高指示，也像这样敲锣打鼓地迎接。
正说着，有人敲门，喊我：“雅文，快起来！‘九大’召开了，咱们银行宣传队要上街演出！快点，我在外面等你！”
我虽然是“反革命”家属，但银行仍然让我留在宣传队里唱独唱和二重唱。这在其他单位是绝不允许的。所以，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政治待遇，赶紧穿上衣服，把女儿交给母亲就跑了出去。
从那以后，我跟随银行宣传队没黑夜没白日地到处演出。后来我干脆背着女儿，演到哪就背到哪。我上台演出就把女儿交给别人抱着，下台后再给女儿换尿布、喂奶……
我所以如此卖力气，就是要让别人看看，即使周贺玉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我也要活出个人样来！这种思想成为我坚强的支柱，支撑着我苦难中的生命。
“九大”之后，体委全体人员从靠山屯回到了市里。贺玉被关在城建局的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