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向父母摊牌了。
晚上回到家里，客人已经走了。父亲头朝下气呼呼地躺在炕上，没等他发火，我先开口了。
“爸，妈，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父亲瞪大眼睛看着我，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干什么的？”
“运动员。”
我所以迟迟不肯告诉父母，就因为父亲最瞧不起干体育的。他认为国家培养运动员纯属是浪费钱财，所以一直叫我“白吃饱”。那个年代，人们对运动员的看法不像现在，那时大家都认为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大脑平滑”，没出息的才干体育。
只见父亲“腾”地坐了起来，骂我：“你这个败家的孩子，到底找了个‘白吃饱’！你说一个大男人整天蹦蹦跳跳的，能有啥出息？”
“爸，工作是可以改变的……”我认为职业、地位、金钱都不重要，爱情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唯爱主义者”。
“改变啥？就你们那帮‘白吃饱’，除了跑跑跳跳还有啥本事？不能跑跳那天，喝西北风啊？我告诉你，我绝不让你跟那个‘白吃饱’搞对象！”父亲一口一个“白吃饱”地叫着。
后来，那个年轻人又来过我家两次，我都没在。
一天傍晚，我正在河堤上看书，一个文静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看什么书呢？”
我一看是他，就将手中的课本举起来……
“为什么看历史课本？”他疑惑地问了一句。
我本不想告诉他我的打算，但忽然觉得应该告诉他，他或许就不来找我了。
“我准备考大学。”
“噢，那太好了！我是学中文的，以后我可以帮你复习功课。”
我愣住了，坦率地讲，无论从外表还是言谈举止，他都是一个不错的人。可现在，必须向他摊牌了。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他似乎很吃惊，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他一定是个很不错的人吧？”
我点点头。
“啊，那我只好祝你们幸福了。”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来……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来找我，只是在篮球比赛时，我经常看到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坐在灯光球场的看台上……
在对待婚姻问题上，我总是想到我的几个姐姐，尤其想到我的三姐……
三姐不止一次地哭着对我说：“雅文，你找对象可要自己拿主意呀！可别像我……”
在我撰写这部书稿期间，三姐得了重病。我回去看望她，只见她像母亲临终前一样，像一片熬到生命尽头的枯叶扁扁地贴在床上，完全没有了昔日的硬朗。可是母亲活到八十九岁，而三姐才六十多岁。
我叫了一声“三姐”，不知她还能不能认识我……
只见三姐瞪着呆痴的眼睛愣愣地盯了我好一会儿，忽然叫了一声“雅文！”便像孩子般地咧开大嘴哇哇地大哭起来。这充满委屈与宣泄的哭声，撕扯着我这颗骨血相连的姊妹之心，也撕开了三姐可怜的一生……
三姐是一名普通工人。而三姐夫却是东北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是石景山钢铁厂的工程师。两人的文化差异太大，没有共同语言，又一直是两地分居。三姐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北方小城艰难地生活。更加不幸的是，姐夫在“文革”期间得了急性脑炎英年早逝。后来，三姐又找过两个男人也都分手了。有一次，三姐趴在窗台上自言自语：“看到人家都是成双成对的，天底下为啥就没有我一个可心的男人？”说这话时，我看到她满眼是泪。
我握着三姐粗糙的大手哄了她半天，她才渐渐停止了哭声。可她不让关门，冲门外大声喊着：“刘广来，进来！给我端尿盆，把水递给我……”可怜的三姐出现了幻听幻觉。
外甥女告诉我，三姐得病以后天天喊这个姓刘的，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我也奇怪，三姐为什么不喊姐夫，喊这个陌生人的名字？
我问三姐，刘广来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