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得陇不望蜀：知止常止，终身不耻曹操平定汉中地
曹操击败张鲁，取得东川以后，谋士们纷纷进言，劝曹操乘胜进兵，直取益州。主簿司马懿说：“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震动。可速进兵攻之，努必瓦解。智者贵于乘时，时不可失也。”谋士刘晔也说：“司马仲达之言是也。若少迟缓，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张等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守关隘，不可犯矣。”
按照司马懿和刘晔等人的分析，当时的战略态势似乎对曹操进兵西川十分有利。但曹操却认为，夺取益州的时机并未成熟，他以“士卒远涉劳苦，且宜存恤”为理由，一直“按兵不动”。
曹操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在胜利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及时控制取胜后的激情，做到恰到好处，见好即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据说曹操当时还借用了刘秀说过的一句话：“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后汉书?岑彭传》记载，建武八年（32年），刘秀手下的大将军岑彭和偏将军吴汉，率军围困西城（今陕西安康县西北）的隗嚣时，刘秀因事要先回洛阳。临行，写了一封信给岑彭，信中令他攻克西城以后，须立即南攻四川，“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又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刘秀说这句话的本意是要岑彭乘胜前进，平定陇地后紧接着就进攻盘踞在蜀地的公孙述。而曹操引用这句话却与刘秀的意图完全相反，他反对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得寸进尺，主张缓兵持重。
曹操和刘秀当年的情况比较相似：都是初战获胜，最后目的又都要夺取蜀地。但二人所处的形势却又截然不同。刘秀是在控制了中国的整个东部地区后，转身向西进军的，这就毫无后顾之忧，所以才主张乘胜进兵，一劳永逸。而曹操当时却“怀惧者三”：“前以初破袁绍之众，远行疲惫，跋江河，致有赤壁之败；今以初平张鲁之众，历险阻，越山川，不恤其劳而用之，安能料其必胜乎？”既担心劳师袭蜀，出现赤壁之战时那样相持的不利局面。“使荆州会合东吴，而乘虚北伐，将奈之何？”又担心一旦进军蜀中，会使腹背出现空虚，坐山观虎斗的孙权是断然不会失此良机，荆州又有关羽领重兵把守，如果这时关羽联合孙权奔袭许都，会使自己非常被动。“且心畏孔明之才，向以博望、新野蕞尔之城，犹能焚我师而挫我锐，况今有西川之地而欲与之抗衡”，还担心蜀中本就易守难攻，现在又有诸葛亮调动指挥，恐怕很难取胜。因此，曹操在西有刘备、南有孙权这样一种战略环境中，不得不瞻前顾后，慎重从事。
作为战略家的曹操，能够通观全局，既考虑到进兵益州的现实之利，又注意到了长驱直入西川，远离本土的后顾之忧。在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中，他不光只看一点，而是同时兼顾两面。他按兵不动却不撤兵，说明他还在观察形势和慎重考虑是否取蜀。
《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荆国外交大臣工尹池奉命出使宋国，以侦察宋国的虚实，图谋攻宋。到宋后，宋国丞相司城子罕接见了工尹池，并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席间，子罕向工尹池讲述了一件发生在自己生活中的事。子罕说：“我有两个邻居，南面一家的房子﹐正好挡住我家的大门，遮住了我向南看的视线。西边一家房子的地基比我家高，他家倒出的污水都从我家门前流过。”工尹池问其原因，子罕说：“南面这一家，以替别人做鞋帮为生。我曾经要他们家搬走﹐他家男主人说：‘我们家靠替别人做鞋帮糊口已经三代了，现在搬走，宋国要做鞋帮的人就找不到我家的住处，那我们将何以为生呢？愿丞相您发发慈悲，替我们一家老小想一想。就因如此，使我不忍心让他们迁走。我家西边的邻居，房子的地基高，我家地基低，所以水经过我家门前，是没办法的事。”王尹池结束访问刚回到荆国，正遇上荆王集合军队准备攻打宋国。于是工尹池就对荆王说：“大王您万万不能去攻打宋国，宋国王德才兼备，丞相心存仁爱，德才之人能得百姓欢心，仁爱之人则人民乐于为他所用。荆国假如攻打这样的国家，不但会无功而回，反会被天下人嘲笑。”荆王听后，就放弃了攻荆的计划。
荆王的撤兵虽然有些无奈，但比起他将损失千万人马，耗掉千万钱粮来说，还是值得的。知难而退有时比知难而进更重要，更富有智慧。西方有句名言说：“如果一开始没有成功，再试一次，仍不成功就该放弃；愚蠢的坚持毫无益处。”在正确的时机谢幕，是一切精彩演出的高潮，不能尽快地结束，就不能尽快地开始；不能很好地结束，就不能很好地开始。在生活中，不失时机、激流勇进，固然是英雄本色；然而，审时度势，知难而退，也应该算是伟人之举。曹操平定汉中之后，不被胜利冲昏头脑，力排众议，没有率军急进西川，充分显示了他知难而退的战略眼光，是明智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