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美籍印度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迪亚·森给我们非常精确地解释了为什么穷国家也可以发展社会福利的原因。大家普遍困惑的是穷国经济能力和财政能力的问题。阿马迪亚·森告诉我们，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投入社会福利制度是相对费用的问题，而不是绝对费用的问题。一个穷国家的确比一个富国家拥有更少的财政收入和经济产出，但是穷国的生活水平也远远低于富裕国家。同样的一项福利制度，按照本国的实际价格水平和购买力，穷国用比富裕国家少得多的钱就能建立起来，而富裕国家虽然有钱，但是其绝对花费也高得惊人。举一个简单例子，在德国建立社会救济制度，每个月贫困居民至少必须从福利局获得345欧元才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不致挨饿受冻（345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450元），但这只是在德国的生活水平条件下的精算结果。而在中国大城市，城市的低保线是200元到300元人民币，折合欧元只有20欧元到30欧元；在赞比亚的农村，为了让极端贫困的农民不致挨饿，能保证他们至少每天吃两顿，每月只需要资助每位农民5欧元左右。这里，我们看到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购买力和价格水平建立相应的社会救济制度，其花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阿马迪亚·森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相对福利支出，而不是绝对的财政水平，是最关键的因素，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建立和本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那种认为必须先等待经济发展，然后再来发展社会福利的观点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能力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主要是国家意愿和政府意志的问题。这意味着，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而是政治意愿够不够的问题。
回归理性，走出新路径
1978后的中国无疑航向了历史正确的道路上，当久久关闭的国门重新打开时，我们一夜之间发现我们又远远落后在欧美国家和日本之后了。当中国人踏上美国和日本的土地时，心情一定是兴奋和苦涩的，兴奋在于中国终于可以走上正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苦涩的是过去极"左"路线使得中国离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如此之远，差距是如此悬殊。在极"左"思潮的年代，中国经历了理想主义的滥觞，"左"倾极端思想使得中国举国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实验，其教训是惨痛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技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告别了"左"倾狂潮后，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成为世界上最务实的领导人，我们很难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能够一下就理性地看穿了一切，能选择到最适合我们的模式，能选择到不左不右、适度适中的航线，那时候的中国处于探索时期，有时候矫枉难免过正，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在人民生活水平取得巨大提高的过程中，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方面我们是有些过于偏向市场自由主义，而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出现了不足。在实现经济奇迹的同时，民众中的某些不满的情绪在上涨，不仅是因为老百姓看病难，子女教育费用昂贵，也是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一个大家都平等穷困的社会，民众不满的情绪不会太强，可是在一个大家福利普遍增加、但是财富积累却严重不均的社会，大家的不满情绪反而会大幅度上涨。为什么现在社会经济条件大幅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但是大家发的牢骚也越来越多，原因大致在于此。本来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当一个社会的发展有偏差的时候，就会有声音要求社会团结、社会分配、社会福利和社会正义，进行一定的平衡和牵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求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是一件好事，有助于一个社会左右间的平衡。然而笔者最担心的是，中国总是在左右的两个极端不停地摆动，而不能达到理性中间的新路径。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如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误和偏差可能被特定的群体夸大，甚至用来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他们利用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和大量社会问题鼓吹明显行不通的、反现代化的经济政策（比如重新要求闭关自守、计划经济，放弃同外界经济贸易联系等激进主张），来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