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除了美国部分学者开始反省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和东欧的激进革命和伊拉克战争以外，欧洲国家的一些学者也开始热衷于研究、对比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成败。德国波恩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埃里希·威德（Erich Weede）在其《中国和俄国--对世界大国兴衰的思考》一文中用宏观数据分析了中国和苏联（俄罗斯）力量对比的惊人变化。他指出，1980年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前苏联的1/4，19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与苏联（俄罗斯）持平，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戏剧性地跃升为俄罗斯的4倍。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也大大领先于俄罗斯。埃里希·威德深刻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两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变化为什么会这样迅速？中国是怎样达到这样的成就，在综合国力上大大拉开与俄罗斯的差距的？在埃里希·威德得出的结论中，第一条就是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第二条才是正确的经济策略和有效的资源配置。德国柏林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汉斯犹尔克（Hansj?觟rg）在其文章《与其他过渡经济国家相比较的中国渐进改革历程》也对比了中国和东欧、俄罗斯的改革进程，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其实无论是中国的邓小平还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都是在发现了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后下定决心力行改革的，双方的最终改革方向也应该是大致相同或接近的。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行不通了，再走下去就会误国误民了，所以大家才会向市场经济方向改革；因为过去的中央集权体制行不通了，落后的政治体制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了，所以才要改革政治体制，朝向一个权力制衡、权力制约的法制社会发展；因为过去领袖独断专行，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因此才会改革，朝向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过渡；因为过去有政治运动和政治清洗的惨痛教训，今天才要改革，要建立良好的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本来双方演进的终极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结果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正如文章前半部分提到的，欧洲和美国本身也花了两到三个世纪才逐步发展成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欧洲国家和美国自身也经历了无数的冲突、斗争、倒退和反复。当然今天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300年来把中国和苏联转化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来完成不同的任务。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20多年，才基本建立了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产阶层逐渐壮大、公民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的社会，以后的任务将是一步步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稳固根基。而这一切在前苏联都是通过一夜间的政治巨变来完成的，国家如何能不乱？无论目的看上去如何崇高，但基本的事实是前苏联根本就不可能用几年的工夫来完成西方两三百年的任务。这就好比一个久病缠身的人，需要长时间的药物治疗，要分三年的时间每天服药才能慢慢恢复，而这个病人走了个大极端，把三年该吃的1000多片药一天服光了，那结果是什么？当然是这个病人一命呜呼了。能说药不对症吗？当然不是，关键是病人服药的方式不对。如果说是病人自己决定这么做的，那么他应该自己负责任；如果说是医生开了这么个药方，或是医生明明看到病人这样服药而不加以阻止，那就等于医生在变相杀人。让人觉得玩味的是，前苏联这个病人去找西方的医生看病抓药时，西方开的正是一剂可以吃死人的猛药。无论是全面私有化，还是休克疗法，还是所谓的"民主药方"都曾让俄罗斯迈向崩溃的边沿。
这当中，不仅美国，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大国，还有一些貌似中立的国际机构，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俄罗斯沉重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能用抽象的正义原则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要求一个尚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一夜之间实现这些目标，就好像再好吃的饭菜都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一样，应该做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民主，一年比一年更自由，一年比一年更向法制社会方向迈进，而绝不是激进变革和一夜革命。西方国家对当时俄罗斯的要求和附加条件看上去似乎符合正义标准，要求俄罗斯民主化、私有化和完全开放言论，但实际上西方玩的是偷换概念的游戏，一个发展了三百年的成熟体制可以经得起言论自由的冲击和挑战，而对一个久病缠身、才从极权社会的禁锢中微微打开了国门的前苏联，一个其人民接受了80多年党的宣传的国家，如果骤然全面实现言论自由，而西方国家又开足马力向前苏联人民进行另外一种"心战宣传"时，苏联解体和分裂的结果就基本注定了。道理很简单，一个身体很好的健康人让一个重哮喘病人骤然间像他那样每天跑5000米，病人很可能立即死亡。同样，一个发展得很成熟很完善的体制对待一个百病缠身的体制，你用你的标准来要求他，再对他展开致命攻击，他不垮也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