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时代的伊藤博文公爵就立宪问题向英国学者斯宾塞求教日本改革的方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在其《菊与刀》一书里纪录了这件日本近代历史上不为人知、但又是至关重要的一幕：斯宾塞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书面意见里以非常独到的眼光谈到日本传统文化和天皇制度对日本现代化的作用。他认为，以大和民族心理为基础的日本文化中的等级制度让日本具有了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可以有助于日本实现经济腾飞。日本人对长辈的尊敬、服从和对天皇绝对的崇拜和忠诚，是可以大大利用的宝贵资源。日本的这种崇拜天皇的文化特性，应当被日本政府好好利用起来，而这样的文化积淀可以转化为日本复兴的动力。斯宾塞认为在明治天皇时期，日本将在明治政府的领导下稳步前进，所向披靡。
在明治维新期间，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从军事、技术、政治体制一直到生活习惯，日本的精英阶层善于学习，全力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化；另外一方面明治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看起来非常矛盾和不符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改革措施，其改革过程中融入了大量日本本身的传统和文化的因素。比如说日本明治政府非常具有远见地分析到，日本要在短时间里赶超先进国家，不能完全采取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放任自主的市场竞争模式，而必须另辟蹊径，采取国家强力干预加速发展大型重工业的做法，这样，日本在短时期内以惊人的效率建立了钢铁工业、造船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发展国家大型工业的具体措施方面明治政府也采取了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国家重点扶植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通过各种手段完善企业内部管理，然后把企业以低价卖给私人，而这些私营企业集团都是跟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它们和执政集团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通过国家有意识的扶植和政策倾斜日本一些本来不知名的企业如三井、三菱等迅速发展了起来。日本政治家精明的考虑是：工业事关当时日本民族的生死存亡，日本必须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率的办法建立起现代化工业。而要到达这样的目标，日本就必须利用自己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化资源，争取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也就是某种计划和市场混合的模式促进日本工业化进程的超常规式的飞跃。日本的这种发展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再次被战后的日本政府所采用，又一次显示了日本文化衔接西方现代化制度所带来的巨大成功。明治政府不仅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创立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也充满了日本特色。由于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日本民间民权意识高涨，立宪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中心话题。在1889年颁布通过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建立议会，但同时却把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写进了宪法，用国家法律形式再次确定了天皇的至高地位和神性。而在日本的议会制度中，众议院代表由日本国民普选产生，可以对政府各级高官提出政策质询，但是却不真正掌握决策权、行政权和预算事务，众议院甚至还要受到贵族院的制约，而贵族院里的一半议员是由贵族构成，而四分之一的贵族院议员是由天皇特别任命。这样，明治时代的改新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通过普选议员和议会政治合法化了政府的权力来源，建立了现代的宪政体制，另外一方面却体现了浓厚的日本特色，天皇的权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日本的中央集权也在议会政治建立后反而得到加强。明治天皇借力使力，在政府立宪的过程中把日本人普遍的宗教神话和信仰变成国家法律，创造了一种超级稳定的总体权威政治结构，同时却没有忘记适应时代之需变更自己的政治体制，确立了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君主立宪制度--实君立宪制度。
这之后天皇万世一系的思想成为日本富国强兵、迅速崛起的重要动员力量，一个原始宗教神话不仅为日本社会在国家层面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体制，也曾经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动员人民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日本对临近亚洲国家疯狂的侵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两颗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国家带入战火和灾难。日本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成为日本现代化的稳定力量的同时，也因为煽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差点让自己的国家毁灭。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令人吃惊的是，当天皇宣布投降后，之前誓言要与美军决一死战的日本居民转眼之间就接受了这样的结果，美军在进驻日本列岛时没有遇到很大的麻烦，而且大多数日本居民见到美军时都是彬彬有礼。这是什么原因呢？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天皇的宗教神话在起作用，之前的战争是天皇发动的，日本人就认为这是为天皇而战；而现在天皇要求大家放下武器，于是日本人就顺从地放下武器，其基本思维都是一样的，要让"天皇陛下安心"。著名的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反思到：如果当时天皇宣布的不是终战诏书，而是要求日本国民血战到底，要求所谓的"一亿玉碎"（一亿日本人全部战死，直到最后一人），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呢？日本人也会如同催眠一般战到最后，直至日本列岛的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