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一条路不放心的人，大可走第二条路，就是死后请人做法事。镇山太保的父亲在阴司里难脱苦海，日久不得超生，请唐僧念了几卷经，一世的罪业就被抵消了，从偏远山区的一个穷猎户，转生为大都市中的富家子弟。
比较下来，还是第二条路好。活着的时候，率性人生，死前留个遗嘱，做做法事即可，有效而且不会出错。这条路不需要预先投资，而是事后投资，即时反馈，马上就可以有收获，免除了被“放鸽子”的可能。
佛教不容易被人接受，还因为它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悖。入了佛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弃绝人类基本感情，这有违人类的正常感情。基督教就不同，不但一般的信徒可以吃喝享乐，娶妻生子，就是职业牧师也可以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显然，这种宽容的宗教精神更容易吸引大众。
有一酒肉和尚侮辱唐僧：“你这业畜，姓名也不知，父母也不识，还在此捣甚么鬼！”唐僧受了刺激，久已泯灭的情感被勾引出来，这才上演了一出寻母的故事。唐僧报仇之后，父亲复活了，一家人团聚本应是幸福生活的开始，结果却演变成了一出悲剧——如果不是唐僧执意当和尚，他母亲也不会自尽。
红孩儿入佛门的台阶很高，是观音的弟子。按说牛魔王和罗刹女应该觉得很有面子才对，可他们不但对引见人悟空没有丝毫感激之情，反而仇恨无比。这也难怪，连家都不让人回一次，做父母的能开心吗？本来，借芭蕉扇让红孩儿去最合适，一来可以让他同父母小聚，二来可以化解过节儿，三来不必大动干戈。如此公私两便的一个机会，观音竟然也不给。
书中有关傅奕上书陈述佛教弊端一事，历史上确有其事。不过，此事不是发生在太宗年间，而是发生在唐高祖李渊在位期间。当时的太史令傅奕写道：“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以三涂六道，吓愚期庸。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至有身陷恶逆，狱中礼佛，口诵梵言，以图偷免。且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今闻俗徒矫托，皆云由佛，攘天理，窃主权。”身为宰相的萧 以傅奕非议圣人为由要求高祖对其严惩，萧 痴迷佛教是有其家族原因的，他的高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和尚皇帝”萧衍，他岂能容许他人随便在佛祖脸上抹黑。不过，当时李渊是偏向傅奕的。
后来的太宗李世民很注重出身，想攀个好祖先，正好道祖也姓李，因此，李世民在宗教方面的基本国策是崇道抑佛。提倡佛教的萧 个人行为不检点，这也使得太宗对佛教更加缺乏好感。萧 曾向太宗表示想出家做和尚，可不久又反悔了。太宗认为萧 反复无常，不但对其大加训斥，还给了降官免爵的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