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主们一边装满了自己的腰包，一边实行着屠杀政策。他们是残酷无情的商人。更糟糕的是：敛财的最好方法竟是蓄意的种族屠杀体制。在1853年出版的小说《天真少女》(Ing nue)中，亚历山大?大仲马借口要介绍十八世纪的种植园主（当然为了保持谨慎，他把种植园主说成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揭示了这种集合了剥削和毁灭于一体的制度的“优点”，说明了它是如何带来了圣多明克的繁荣。“我的奴隶们，”移殖民恬不知耻的说道，“每一个都只要花四十几尼 就可以买到。除去各种费用，如果每天只给他们‘必需’的食物，每个人可以给我带来七几尼的收入。”还是这个例子，他的每个奴隶都会在六年内“衰弱”。但是种植园主并不是通过“只给必需的食物”而致富，而是恰恰相反。种植园主接着说：“每天在每个奴隶身上克扣两便士的食物，这种节约可以使得每个奴隶每年带给我十几尼的额外利润；这样我的所有奴隶会给我带来三千英镑的纯收入。”无论如何，既然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那何不干脆更不人道一些，以便达到利润最大化。奴隶的食物仅够给他们提供工作所必须的能量。这就剥夺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确实，”黑奴贩子说，“根据这种节约食物的政策，我的奴隶只能活八到九年。但是这没什么，因为只要四年的时间，每个奴隶就都已经偿还了我花的四十几尼。所以，活不过四年或五年是他们的事，反正四年之后他们给我带来的就是纯利润了。奴隶死了？一路走好！花在他活七、八年身上的饭钱完全够我买个年轻力壮的新奴隶了，用他来代替那个垂死的奴隶所获得的利润要大得多！所以您就很清楚了，如果我有三百个奴隶，这项节约政策带来的利润有多么大了！”
除了固有的弊端，人们以原则，尤其是以任何人类都不能放弃不可剥夺的自由的权力（正如卢梭(Rousseau)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他对于非洲奴隶制保持了沉默）为名，废除了这一制度。因为奴隶制是荒谬的，要知道奴隶也是人，而这一点却恰恰是法律以及某些哲学家经常语焉不详的试图否认的。
面对这些指责，殖民者开始反击，在大城市里散布某些偏见。这些偏见既是奴隶制的基石，同时也是奴隶制造成的后果。当然如果能说服自己相信某些人是低等人，那么把他们锁起来就要容易接受的多了，同时欧洲的奴隶在美洲可悲的地位使得他们相信这种地位是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