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哈维·曼斯菲尔德
在这部译作中，我们将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的书名翻译为Florentine Histories，而不是更为常见但也更不准确的History of Florence。这一选择同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一直坚持的忠实原文的倾向是一致的，但这也显示了一个特殊的疑问，即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是否在写一部如我们通常所知的"历史"？
马基雅维利的这部著作同当今的一部历史书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它选择了一个叙述对象：佛罗伦萨；它描述了一个特定时期：从佛罗伦萨城的起源直至1492年洛伦佐·德·梅迪奇的去世；并且，它呈现了一个问题或主题，即佛罗伦萨内部引人注目的仇恨与党争的起因。然而，这并非一部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意义上的佛罗伦萨史，它要求佛罗伦萨具有或已经具有一种历史。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在指涉一个研究对象的意义上使用"历史"（istoria）一词的。然而，对于我们而言，历史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本身；对于马基雅维利而言，历史显然是不同于历史本身的某种东西。因而，当他说"我们的历史"或"我的这部历史"的时候，他指的是一种研究或一种探究，他也称之为"我的叙述"或"我的描述"或"我的事业"（参见献辞）。并且，由于他在头脑中并未将历史看成一个对象，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在复数意义上说"佛罗伦萨史"（Florentine histories）--与我们今天的用法相反，今天的用法承认撰写过许多部佛罗伦萨史，但否认佛罗伦萨拥有不止一种历史。进一步地与当今的做法相反，马基雅维利不是在谈论"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对他而言，历史就是历史编纂。
因而，马基雅维利对"历史"一词的使用足够引起我们怀疑，《佛罗伦萨史》是否是如我们所知的历史？但是，我们所知的历史也许永远都不会让我们有其他的设想。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在作为一个对象以及一项研究的意义上，历史把马基雅维利包含在一种语境之中，这种语境不能不同我们的语境以及我们的历史有着本质的区别。他的历史语境既包括他那个时代的事实，那些事实影响过他的历史书写，也包括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编纂风格，连同支撑着那些历史编纂方法的历史观念。
从后者开始讲起，我们发现在马基雅维利之前的历史学家（以及编年史学家）都在他们的历史著作前冠以复数形式的历史（histories），首先是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的《佛罗伦萨史》（Historiae Florentini Populi）。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那些历史体现了某些在今天的历史著作中不会出现的特点：将历史分成若干卷，并冠以一般性的、非历史的引言绪论；虚构了现场发表的演讲，仿佛它们是逐字逐句或原封不动地被记录下来的；而且突出再现了一部政治史，忽视了经济、文化、社会和智识的历史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暗示政治史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历史。马基雅维利采取这些人文主义历史编纂惯用的手法表明，他的历史观念、甚至历史语境都有别于我们。
在序言中，马基雅维利说他这部著作的目的是"写一部佛罗伦萨人在国内外（或内政外交）的历史"。在本书第一卷中，如同他在序言中所说，他叙述的是"自罗马帝国灭亡到公元1434年发生在意大利的所有事件"。他展现了意大利从蛮族入侵一直到1434年"不同的君主在不同时代是以何种方式统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的起源在蛮族入侵之前，从书中第二卷第2节中我们知道，其时正值罗马共和国解体；然而，我们会说--并且马基雅维利似乎也是这个意思--他的第一卷将佛罗伦萨置于"情境之中"。困难在于，他将此情境称为"我们普遍的论述"（第二卷第2节）。尽管第一卷看起来仅仅是对发生在意大利的诸多事件的一个叙述，马基雅维利赋予它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历史范畴。另外，以下七卷的每一卷都是以讨论某个非历史的一般性主题展开的：殖民地、平民与贵族之间天然形成的对立、自由与放肆、治乱的自然循环、战争胜利的好处、有"派系"的纷争和无"派系"的纷争之间的区别，以及阴谋。诚然，马基雅维利非常典型地以一种看似历史的方式在各个方面比较了古人与今人，但是他此举是为了解释古人德行的出类拔萃，而非仅仅引出一种历史语境下的差异。
在他宽广的世界观中，以及在他对城邦的兴衰和城邦内部纷争的关注中，马基雅维利注意到了"历史变化"的事实，正如我们会说的那样。但是，他对其解释却大异其趣。对他而言，历史变化要么是自然的运动，也许并非随机的，但也并非按人意所愿的；要么是人意所愿的命令和安排（"秩序和模式"[orders and modes]，见序言和第八卷第29节）。由于自然的运动不能使人感到安全或愉快，它们对人而言是"命运"，时好时坏，然而永远都不可靠；因为自然在我们看起来就像命运，事实上，它被简化为命运。哲学家首先辨明了恒常不变的自然和变化无常的命运，与此种古典的对立观点不同，马基雅维利在此问题上采用了普遍的态度，他认为无论自然还是命运都是不可信的。因为通过人类德行（human virtue）所创造的人类秩序是用来克服这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并用来建立可靠的准则和状态的，所以，历史的语境必须被理解为德行和命运之间的一种竞争。或许在某个历史时刻，德行确定无疑地赢得了这种竞争；但是，由于它解释历史，这种竞争本身不是历史的，并且不会由历史来决定。如果德行和命运之间的竞争就是历史语境的话，那么，历史的语境就不是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这个词对马基雅维利来说意味着一项研究或探究，而不是指作为一个对象的历史。
为了自夸其历史著作的价值，马基雅维利在序言中做出了一个声明；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历史的，但却符合人文主义历史编纂的做法。"共和国任何发生变化的事例"，他说，"对于那些阅读自身历史的人而言，变化越大，越有益处。没有任何其他共和国遭受的党争状况比佛罗伦萨更显而易见"。他为他的读者们提供了一个实践的和理论的归纳，任何一个都与我们所关心的历史问题毫不相似。对我们而言，一位历史学家被认为是超越"一个人自身"的关切，并且不会容忍选择一个对他自己国家有利的课题。然而，他也并不只是从历史事实中提炼，以至于相信他的主题仅仅是某种普遍范畴的一个"范例"，对于它的选择必须通过一个理论兴趣（比如，共和国）加以合理辩护。如果佛罗伦萨仅仅是共和国的一个范例的话，那么，就很难在《佛罗伦萨史》与马基雅维利另外两部更为理论化的著作《君主论》和《李维史论》--即在历史与政治科学--之间找到一条界线。确实，《佛罗伦萨史》主要关注的是一个共和国，而不是像一本政治科学著作所要求的那样关注所有的共和国与君主国。但是，《李维史论》主要关注的也是一个共和国（罗马），《君主论》则主要是关于君主国的。更重要的是，读者不久就会发现，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袖常常被马基雅维利称为"君主"，它也一度被称为君主国（第一卷第26节），其典章制度、行为举止与君主国更有诸多相似之处。难怪许多学者尝试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寻找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科学：在书中各卷的开篇语当中以及贯穿始终的精辟论断中，这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不难发现。在第八卷第1节中，马基雅维利让他的读者去参考《李维史论》中关于阴谋的一个更为详细的讨论，而不是更为抽象或科学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