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托派来的一帮人，从边境的另一侧过来，也在上弗留利地区游荡，来散布贝尔格莱德的宣传，企图获取这一边疆省份的领土。元帅 向加里巴尔蒂-奥索波师建议，让他们编入斯洛文尼亚军队中。师长萨索，一个共产党人，有些犹豫不决。副师长波拉则竭力反对这一提议。当德国人在年底又发起攻势时，铁托的士兵毫不迟疑地赶来支援意大利爱国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战死或者被俘。在战斗师内部，共产党人对他们的同伴不断地施加压力，让他们从上衣的翻领上摘下三色徽章。压力！这么说其实只是一种委婉的外交辞令，要是你想一想，有一天，一个特派员竟把手枪都顶在了基多的脑门上。他也好，他的朋友们也好，谁都不听从这一要挟。他们高傲地回答，他们是在为意大利的旗帜而战，而不是在为红星而战。波拉的君主主义信仰（他忠诚而又勇敢，从不把这当成什么奥秘）为别人指责他背叛提供了一个借口，其他那些人也拒绝向我们的敌人铁托出卖一块国家领土。
鹅毛大雪飘落在波尔祖斯高原。波拉和他的参谋部设在被一个看林人遗弃的圆木棚屋中。波拉身材高大，瘦削，花白的头发剪成平顶，一皱起眉头来，两个眼睛之间便出现一条深深的竖纹，他不停地抽着一个镶银边的短烟斗。他的一切神经质，全都转移到了这个动作中，这种不带冒犯性的癖好使他平静下来，调整心态，以他始终沉稳的嗓音，下达命令，分配任务，研究形势，解决争端。他的话语不多，只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几句。他严于律己先于严于律人，可以相信手下人的绝对忠诚。爱他并服从他，都只是出于一种冲动。如果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行使他的权威，那就好了：那样的话，基多现在兴许还活在人间。我弟弟无意识地寻找一个“好”长官，想以他代替父亲的形象，结果在这位统帅身上找到了目标，为表示对他的忠诚，放弃了自卫的本能。
那天晚上，装烟斗之前，波拉问了一下，哨兵是不是守在岗位上。他脸上的肌肉突然抽搐起来，很奇怪。当他坐在一张铺满了地图和计划的折叠小桌子后面，开始抽起烟来时，他的脸孔恢复了平常的镇静。在棚屋中忙碌的人，没有一个会猜到，他已经预感到了一种不同于他们习以为常的风险的危险。十几个游击队员在大锅前围成一圈，大锅吊在炉灶上，底下熊熊地燃着一堆火，松枝噼里啪啦地烧着。在这个下雪的黑夜，根本不用担心炊烟会被外面的人发现。然而，我弟弟坚持认为，首先必须得到指挥官的准许，才能点火。他的同志们早已等得迫不及待了，准备拿他们在横谷的溪流中捕到的鳟鱼，熬它一锅香喷喷的鱼汤，听了他的话，不免取笑他的胆怯。他赌气地退到一旁，忙着用一块破布擦他的枪，与此同时，其他人在七手八脚地忙着，准备把那些长着彩虹般艳丽鳞片的鱼从水桶里捞出来，活活地扔进沸水中。就在这当儿，他们听到树底下传来一阵口角声，那嗓音分明很陌生，基多第一个跳起脚，将枪口对准了门口。
波拉从地图中抬起脑袋。他嘴里还叼着烟斗，就示意我弟弟过去看看。这时候，大门砰的一下开了。冲进来五六个人，队员们立即认出来，来者是加里巴尔蒂旅的志愿兵，他们还恶狠狠地大声说，这不是欢迎朋友来访的方式。看起来像是头领的那个人递给波拉师长一封信，是他的上级萨索师长写的。其他人不满足于拿冲锋枪对着前面的人，一面把手指头压在扳机上，一面上下左右地打量着棚屋的角角落落。他们把挡在屋子两端的两扇窗户上的木板摘下来，打开窗扇，俯身观察着外边，让人捉摸不透，他们到底是在测量屋后山岭的高度，还是在向可能留在外面树林中的同伙发信号。无拘无束得令人发指，灵活敏捷得无可指责：被他们取下了窗板的窗户，在黑糊糊的树林中投下了一个个四四方方的亮块，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白亮，尽管，实际上，煤油灯和脂油蜡烛连手电筒那么亮的光芒都不能发出。
但是，除了狂怒不已的基多，还有那一天冷静得实在要命的波拉师长，围在炉火前的小伙子们并没有表现出别的什么担忧，他们只担心一点，唯恐新来的那些人跟他们分鱼汤喝，瞧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到时候怕是只会给他们留下一堆鱼刺。
师长读完了信，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基多，又低声地嘱咐了几句。我弟弟选了他的两个朋友，基诺（那个哥萨克）和切萨雷（因为他是博洛尼亚人），把信叠好装进衣袋，放在烧酒 壶和带保险槽的尖刀之间，跟他们一起出门，钻入了黑夜中。
没有人能说清楚，后来，在四面圆木墙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毫无疑问，锅里的水没有时间沸腾了，鳟鱼也来不及离开水桶，因为，三个信使还没有朝山脊走出一公里路，就听到棚屋方向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枪声，几声嚎叫刚刚传出，又立即没了声响。基多和基诺正想返回去，切萨雷却还在犹豫，正在这时，他们看到?来一个血淋淋的伤员，朝他们喊，让他们赶紧逃命：其他人都已经死了，波拉第一个被杀。基多飞奔回来，身后跟着基诺，心中尚存一丝渺茫的希望，想及时赶到，支援他的上级。切萨雷则留在原地没动，随时期待着新的动静传来。杀人者现在成了那地方的主人，满足于守株待兔，把那两个返回的朋友抓住，将他们的双手绑起来。他们认定没必要埋葬那些牺牲者，便把他们堆在棚屋里，然后放一把火烧了。然后，突击队带着两个俘虏迅速离开，转移了营地。
假如基多和基诺同意加入铁托的队伍，发誓放弃他们原来投身的事业，他们本来有可能保住性命。整整三天中，他们被逼着做出选择，要不，投奔真正的“爱国者”，要不，就去见识留给“叛徒”的下场。我弟弟用他带着铁链的双手，在胸前抚摩着他的前师长的烟斗，那是一个看守出于怜悯心，在他的要求下，从死者的嘴里拿下来后，塞在他上衣里侧衣袋中的。他的政治忠诚眼看就要衰退，或者他的自卫本能马上要唤醒他的妥协，但一接触到这个物件，这个曾是他无限崇敬的上司的心爱之物的烟斗，他就一下子想起了光荣的温泉关勇士。难道他不比莱奥尼达斯 更有骨气吗？
他们在高原上转悠，一个谷仓又一个谷仓地寻找着能抵御风雪、寒冷、黑暗和恐惧的庇护所。在这孤零零的山上，只有乌鸦飞过，才打破一阵子孤独，偶尔，还有远处传来的马达声，那是一队德国兵在谷地中穿行。
第四天，那些人决定审判这两个桀骜不驯者。一对搁凳上放一块木板，算是法庭的审判桌了。这两个朋友五花大绑着，被押到所谓的军事法庭前。他们必须报出自己的姓名和公民身份，当初在波拉身上免除了的这一套把戏，现在却要使人相信———如果以后调查起来的话———这场诉讼的谎言，说明这一审判具备了“跟敌人斗智”的应有的良好形式。跟起诉书同样极不公正的判决书，五分钟之后就宣读了。宣判官丝毫不带外国口音，连一丝轻微的痕迹都没有，但对基多来说，这并不能减缓这样一份判词的欺诈：确确实实，是一帮意大利人把他们的两个兄弟送上了绞刑架。庭长说话时带一点波代诺内人的口音，一个起诉人说的是弗留利圣达尼艾尔地方的方言，另一人的衣领上别着特雷维索足球俱乐部的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