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基多就决定进山去找游击队。1944年5月的一个早上，他出发了。我本来还打算说服他留下来，跟我一起隐藏在维苏塔的阁楼中。谁若是注意到，他是以怎样的方式，在他的长裤兜里磨蹭着逃过了搜查的那把手枪，并用另一只手挠着他披散在脑门上的黑发绺，就像一个初领圣体的少年那鬈曲的鬓发，谁就会对自己说，对独裁的憎恨，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其他高尚的情感，甚至还有对他这十八岁的学生来说十分自然的夸张推理，都在为他更个性化的动机装点门面。像男人那样行事，抹去由这幼稚的小发鬈引起的小孩子样的迫切愿望，无疑占了很大成分；但它还远远比不上那样一种希望，希望以血的代价，获得一种自他诞生以来就始终求之不得的认可：在妈妈心中占据一个地位，即便不能跟我的地位同等，至少也要比她把他流放在那里的不起眼的边缘更重要。我甚至不排除这样的怀疑，即他已经想到了去死，把死当做帮他赢得那一份合法宠爱的唯一方法。噢！当然，是以混杂和隐晦的措辞，而不是以我使用的突然的形式。基多一次都没有尝试过说服我跟他一起走：这不太像是一种忽略，假如你想一想，对奥贝尔丹和皮萨卡内 的敌手来说，任何一个新战士都不会是多余的；相反，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忘却，只要你一想到，嫉妒的小弟弟总需要有一块与兄长对抗的园地，这一次，兄长被他成功地远远甩在了后头，无法跟他争夺战斗的荣耀和牺牲的光环。
我是唯一一个还能看穿真相的人，知道我弟弟是在虚张声势，但我也是最后一个能利用这种认识劝他放弃计划的人。他必须为自己的出发添加的神秘色彩，更加速了我们的分离。他赶到火车站，大声地问卖票的人，声音故意大到让在场的职工和旅客全能听见，他要买一张去博洛尼亚的票。买了票之后，他决定偷偷地登上去斯皮林堡的列车，他把我拉到车站的一幢小房子后面。一片空地，满地都是脏纸和碎瓦砾，用做了我们的告别场所。还有时间留住他吗？突然，他用他那清亮的男高音，唱起了堂卡洛斯和波萨在圣久斯托修道院中高歌的二重唱 。
上帝，你想在我们的灵魂中
注入爱情与希望，
敬请你在我们的心中
点燃生为自由人的欲望。
我犹豫了一会儿：上帝也好，歌剧的音乐也好，剧本的蹩脚诗句也好，在我看来，都不是跟一个亲爱者告别的最好办法。但是，有什么办法不回答他热辣辣的召唤？尤其是因为，侯爵的角色很适合我男中音的嗓子。
我们发誓要生在一起
死在一起……
我惊讶我在喃喃而吟。随后，齐唱时，我不再压抑我的嗓音：
无论在地上还是在天上
你的仁慈都将使我们聚集一堂。
整段二重唱就此唱完，充满了兄弟情谊的山盟海誓，跟压迫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对我们平庸命运的蔑视，诸如此类的话语：我们表达了我们不带丝毫作弊能做到的所有一切，但它们隐藏了另一些东西，对这两个即兴歌唱家的个人未来而言更为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音乐展示戛然而止。去斯皮林堡的慢车，基多一直用眼角监视着的那一列，在铁轨上颠簸着启动了。他跑向车站，绕过小房子，在高高的人行通道旁跑上了道砟，然后跳上了最后一节车厢，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威尔第为两兄弟之间可能出现的最微妙的问题，提供了修辞学上一种优雅的解决法。
在基多离开卡萨尔萨之后，修辞学还在继续追他。它难道没有放松一刻它的遗命吗？假如我准备就他九个月的游击生活，叙说一些可怕的真相，那也该我倒霉。他参加了奥索波的旅，用的名字是艾尔梅斯，你一定记得，那是他的朋友帕里尼用过的名字，可惜这个朋友在俄罗斯的大荒原中失踪了。一个君主主义者，波拉，统帅着这个旅。旅！多大的一个称呼，用来指十四五个人，他们为了欺骗敌人，打出了十倍于实际人数的旗号，但他们不得不频频转移，在卡尔尼山岭中疲惫不堪地行军。
妈妈在9月份找到了他。道德至上，身体强壮，游击队员有严格的组织，给德国人以沉重打击。我还保留着一封他10月份来的信，署名是“阿玛丽亚”，在信中，他用密码般的言语，叙述了他表面女性化的生活：预见不久就将下雪，为了使她能体体面面地参加冬季体育活动，我们应该给她寄去全套的装备，手套、带刺钉的靴子、羊毛内衣、还不算风雪帽和太阳镜。
德国陆军元帅凯塞林，统帅着德国步兵、法西斯民团和俄罗斯逃兵，在11月发动了进攻。我弟弟和他的一个朋友，基诺，对一个哥萨克小分队作了整整一夜的抵抗。奥索波旅，政治上很温和（绝大多数成员加入了行动党，基多也注册在内），在乌迪内以北约二十公里处打响了战斗。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加里巴尔蒂旅，当时驻扎在附近地区。这两支部队被人数多得多、装备也更精良的敌人缠住，?是签订了一份联合协议，然后就合并为加里巴尔蒂-奥索波师，服从于统一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