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的节庆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回博洛尼亚。妈妈把我们留在了卡萨尔萨，她想，在那里我们兴许能躲避轰炸。漫长的假期，我们，我的表弟里科（我的姨妈昂丽切塔的儿子）、切萨雷·波尔托多（一个博洛尼亚的移民朋友）、我弟弟和我，好好地利用了它，来勘探乡野，走访居住在各自农庄中的农民，在他们炉灶的角落采撷弗留利的口头文化传统，丰富我们有关他们方言的知识，学得一个与罗马的命运很不同的民族的细腻之处。
7月25日晚上，宪兵队长发现我们正在教堂的墙上写标语：自由万岁。十四岁的里科扔下颜料罐，钻进了庄稼地。波尔托多的脸色刷的就白了，待在那里动弹不了。我手里握着刷子，准备逃跑。基多勇敢地迎着小军官走上去。那军官稍稍地扬了扬眉毛，为自己认出了他而感到惊讶。他只是十分宽厚地揪了一下基多的耳朵。我们只能搞到黑颜色，要是有红颜色的话，就能更痛快地庆贺墨索里尼的倒台了 。
除了倾翻在地的颜料罐，1943年夏天还留给我另一个深刻形象：夜色中沿着铁路线的一片牧场，黑暗之中飞舞着的无数闪烁不定的萤火虫。从9月1日起，我就来到了比萨，被招去服兵役。停战第二天，德国人冲进了军营，把我们押上一列火车，送往布伦纳 。当列车开动时，天色早已经黑了，我们坐的是木结构的旧的三等车厢，卫兵们把包厢门都锁上了。车厢头里站着一个哨兵，看守车门。
列车不时地在荒野上停下来。我的邻座，一个南方人，脖子上挂了一个圆牌，上面有他母亲的照片。他还非要让我看镌刻在另一面的图案，那是一只背上驮着一座方尖碑的卡塔尼亚 大象。他是如何成功地拉下了车窗而没有引起卫兵的警觉？“快准备好，”他突然凑到我耳边说。我们的列车暂时停在了一片牧场上，远处有一些形状像阳伞的松树。我的同伴们正在包厢中昏昏的守夜灯光下打瞌睡，像是被带往陌生地的蓝幽幽的幽灵。为了克服睡意，我迫使我自己数着在面前飞舞的流萤：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它们一会儿熄灭，一会儿又亮起来，极不规则，就像天空中的星星。有一只在我看来比其他的要更大。我试图盯住它，把眼睛都看得发疼。
“快，”那西西里人低声冲我说，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求他带我一起逃跑。我见他把圆牌送到嘴唇上，将一个吻留在了母亲的形象上，伸手画了一个十字，就灵敏地跨过了窗门，身子落在了铁道旁满是积水的沟里。我也学着他的样子飞快地跳下，在他身后的沟里摔了个大马趴。列车已经开始启动。我们赶紧把脑袋扎进水里，生怕被站在车门铁镫子上的哨兵发现。
当我再次抬起脑袋时，我的第一个感觉不是冷，裹在湿透了的衣服中的身体并不觉得冷，也不是逃出虎口的幸福，而是眼前流萤那明灭悠忽的芭蕾的美妙。它们飞舞在透明的夜空中，彼此交换着神秘的符号，就在我的鼻子尖上。一阵阵海风拂过，青草叶在暗红色的背景中柔柔地倒下，又柔柔地挺立。我的伙伴脱下了上衣和裤子，拧干后又穿在身上。而我却依然沉醉在覆盖着牧场的那一场一闪一闪的舞蹈中。
“你没受伤吧？”他问我，蹲到了我身边，系着他的皮鞋带。“我们快走，因为，要是再有一列火车过来的话……”我们一直跑到树林边缘。高大的松树在我们头顶上摇晃着它们茂密的枝叶。
他对我说，我要是再穿着湿衣服就会着凉的。“先脱光了。”他的话简短有力，不太悦耳，跟他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把这个也脱了。”我差点儿问他为什么那么关心我，但是另一个问题，很愚蠢的问题，却从我嘴里冒了出来。
“你说，卡塔尼亚的大象，你戴着它有什么用？”
我停止了拧我的短裤，手指头指着他的圆牌。
“这是一个愿，”他凶巴巴地说。
好像这几个字要费他很大力气，他又叹了一口气补充道：
“我叫塔代奥。”
“好漂亮的名字，”我说。
一丝短暂的微光照亮了他昏暗的脸。然后，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来到我跟前，迅速地在我嘴上亲了一下，随即就掉转身子，迈开他那西西里人的短腿，大踏步朝树林奔去，消失在那里。
我没来得及穿衣服，光着身子就坐在了一棵松树下。我还记得当时我好几次拿手去摸我的嘴唇，然后再看我的手指头，想在上面读出这一举动的意义，我实在不明白怎么界定这个吻的意思。“塔代奥，”我低声重复道，心中一片惘然，“塔代奥。”我试图回想他的面貌：窄窄的脑门，浓浓的眉毛，又尖又长的翘下巴。“唔！”我对自己说，“确实，我从来没有去过比佛罗伦萨更靠南的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南方人的习惯。图里杜会咬阿尔费奥老兄 的耳朵，来告诉他，他们将亮出刀子干一仗 。”
纬度的差别是不是也影响到了萤火虫的热情呢？在弗留利，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流萤群飞狂舞，也没见过它们发出那么亮的光。我本来会无休无止地沉醉在这一魅力中，忘记时间的流逝。一列火车，在二百米外朝北驶去，发出哀怨的汽笛声。像是塔代奥救我出来时的口哨声，它唤醒了我的危险意识。没有任何灯光照亮车厢，士兵们正在里面睡觉呢。当初，如若没有萤火虫赶走了我的睡意，塔代奥恐怕就会独自一人逃跑。这是我对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的那个西西里人的最后一个猜想。
假如，按照他偷偷摸摸的、并未彻底完成的行为，我今天猜测的没有错的话，那么，我倒是更希望，在他母亲将为他选择的妻子，与使他回想起他所许之愿的大教堂前的大象之间，他不会忧愁而又负疚地自忖，在他跟年轻陌生人一起逃跑的那个晚上，他最好还是把圆牌从脖子上摘下，扔到草丛中。
我几乎走了一百公里路，才敢坐上另一条线路上的另一列去往佛罗伦萨的火车。卡萨尔萨像欢迎英雄那样欢迎我的归来。只有基多对我说，那一声腔调跟他的用词同样晦涩：“我祝贺你成功逃亡。”我得知，在我不在期间，他曾好几次冒着生命危险，去德国人在卡萨尔萨的军营中偷武器。他的一个朋友勒纳托，甚至还为此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
两个哨兵的死，被游击队杀死的，引来了第一次大搜捕。男人们全都逃到了田野里。里科和我爬上了教堂的钟楼。我们在我们的这一高高的栖架上度过了整整两天两夜。我带上了一个皮制公文包，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手稿和一部文学史的最后一卷。美国飞机袭击了火车站，扫射了军列。塔里亚门托河上的桥遭到了轰炸：钟楼摇晃了好几分钟。里科从枪眼洞里看着德国兵在广场上来来往往。我更喜欢感受危险的陶醉，或者兴冲冲地体味我在伟大的历史震撼中的孤独。我仅有的两个担心是：一，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面包，可以一直坚持到德国人撤退，然后安全下撤？二，我所崇敬的皮兰德娄和斯韦沃 ，只是在五十岁之后才有了声望。而邓南遮，这个江湖骗子，二十岁时就名声不凡。我希望自己能有声望，可是我，我还活得到五十岁吗？
在这四十八小时的围困期间，我兴许错过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在离地面八十英尺高的地方，就像法布利斯在布拉奈斯修道院的钟楼上 ，我并没有体会到与世隔绝的天堂般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