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回到博洛尼亚，一直到1943年。从十四岁到二十一岁：决定性的时代。在加尔瓦尼中学的学业结束：学校名称来自博洛尼亚一个著名的医生和物理学家 ，他的护佑使我的父亲欣喜若狂。他不拿好眼看他儿子，因为这小子着迷于文学，而老子，本来一心指望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发展趣味。对他来说，文化应该是“积极的”。而且，在职业军官看来，到一所校门上镌写着镀金字母“路易吉·加尔瓦尼”的学校里上学，就是对“精力”的一种恒常邀请。他听说过著名的青蛙实验：有一天，这位学者的解剖刀刚刚碰到一只新杀死的雨蛙的内股神经，可怜的动物立即剧烈地抽搐起来。“你激动吧，你激动吧！”上尉对他的两个男孩子重复道。这场文字游戏 简述了他的政治信念，还有他喜爱的那一类教学方法。作为坚定的法西斯分子，他并不把脑力劳动跟某一种肌肉活动截然分开。文化不应该仅仅只是“积极的”，还应该是“刺激性的”、“有伸缩性的”、“令人振奋的”。某些晚上，当他看到我还在读教科书时，他甚至还管我叫———这是他给我疼爱的唯一证明———“青蛙”，“小青蛙”，对这个外号，他期望产生一种刺激性效果，就仿佛每当我钻研一门功课时，博洛尼亚的历史性两栖类动物就将把它几伏特的动物电能，送入我蜷伏在印刷体文字前的身体中。
为把我的文学趣味引入正道，他突发奇想，替我报名参加了由米兰一个大出版商举办的一次竞赛。瓦伦蒂诺·蓬皮亚尼不久后就出版了一些作家，如莫拉维亚和维托利尼 的作品。当时———你将会明白，比方说，在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何等程度上玷污了最不驯顺的心灵———他组织了名为“钢铁之书”的竞赛，征求一本“为小男孩而写，而且由一个十到十三岁的小男孩来写”的小说。“你们肯定知道那精美的《钢铁之书》文丛：为少年人而出版的现代的、诱人的、金属般的书籍。”（这“金属般的”，我猜想，应该是对加尔瓦尼的青蛙的回忆，不过可能不太合适。）随后（我给你再复制一个刊登在一本也是由蓬皮亚尼印制的文学年历上的原广告）就是那十二部不是并非纸做的而是金属的（令人失望的是，这种著名的不易磨损的材料，竟没有拯救一本书于遗忘）作品的书单。“我们打算在这一系列中再加上第十三本，是由一个小男孩自己写的。请你们想一想，看到你们的作品放在所有书店的橱窗中，在你们这小小年纪就能像大人一样赢得某种百分比的作者版税，这对你们将是一种何等的满足啊！”
这一金融诱饵看来很不合上尉的趣味，他考虑到自家的经济拮据，平时也总想巩固一下原本靠军装和武器还难以保障的不太稳固的财源。但是，他在下一页读到的内容，却叫他心花怒放。出版商发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致家长的号召”。“今天的青少年，讲究实际，追求实惠，跟三十年前为十分知名的作家所写的历险小说带来成功的青少年大为不同了。甚至那些长期来被认为是此类题材中的杰作，具备丰富的传奇性和科学预见性的书，现在也只能归类于简单的历史性猎奇之列，因为在我们今天，潜水艇穿梭于各大海洋，飞机嗡嗡地翱翔在各大洲的天空。我们难道还要停留在那样一个时代，一部小说就足以刺激你们的儿子离家出走，把拉合尔土邦主的女儿从火刑堆上救走吗？”
当然，我开始摆脱儒勒·凡尔纳和欧杰尼奥·萨尔加里（然而，同时又觉得卢齐奥·堂布拉 的做法有些过分，他是“金属”小说的十二位作者之一，在他那部极为现代的、对青少年来说极具活力的、名叫《我的三个火枪手》的作品中，他竟然把阿多斯、波尔多斯、阿拉米斯和达尔大尼央替换为……四条狗 ：无疑，始终为了纪念“动物之电”）；而且，在真的把我在卡萨尔萨的小女伴从水中救起之后，我没有丝毫欲望在想象中飞越蓝天，去拯救一个印度公主。但是，蓬皮亚尼年历上的奇妙允诺，已经不怎么能诱惑我这样的一个人了，我通过在旧书商那里的搜索，刚刚独自发现了《麦克白》、狄更斯、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书跟潜水艇水手和飞行员的理想，跟召唤着我们青春抱负的基础活力论离得是那么遥远，更何况，我是在一个带有神魔名称的走廊下买到它们的，那条长廊先是围绕着博洛尼亚的马焦雷广场，然后又沿着圣佩特罗尼奥大教堂的左侧延伸。
人们把那些带柱子的走廊叫做“死神柱廊”，因为它所支撑的建筑，今天改做了博物馆和办公室，以前却是医院。我不知道这一来历；我照着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这一地名学上的任性。在我看来，待在它们摊架后面的商人，便是世外的鬼魂使者，尽管他们肥胖的身子使博洛尼亚的烹调出了大名。我不对我自己说：“让我们去买一本书，”而是说：“塔纳托斯 有什么新书能提供给我吗？”阅读，把自己同化为小说和戏剧中的人物，对我来说，就是向法西斯分子大肆鼓吹的这一“生活”转过背去，而进入到一种死去的神话中，面对着死神的炫耀，我那几乎日常的受难之路在邀请我进入其中。
当巴多里奥将军 把意大利国旗插到埃尔阿兹拉河和朱巴河的岸上时，我在其弯弯的河曲中锻炼体魄的河流却叫做科基特、忘川、弗雷谢通、斯提克斯 。当我待在静静的房间中，远离收音机的电波，打开那一本新书时，埃塞俄比亚吵吵嚷嚷的胜利对我又有什么关系？那本书，我是从衣服兜底掏了半天才掏出来一枚奥波尔来，在连拱廊的吝啬鬼卡隆 手中买下的。我父亲的雄辩言辞也好，瓦伦蒂诺·蓬皮亚尼的慷慨提供也好，都无法刺激我把我的羽笔浸到书中人物那鲜红的、促人强壮的、真正男子气的血泊中。我不会给“钢铁小说”的卷帙增加第十三本不锈的杰作。就算我试图在狗性的文学中扬名，我也不会让卢齐奥·堂布拉的四个火枪手开口，只会让看守地狱大门的三头犬刻耳柏洛斯 说话。随后，轮到由我决定写作和发表的时候，我知道，我会开始下到普路同 的昏暗王国中去。
瓦伦蒂诺·蓬皮亚尼年历的插页中，充满了谜语、笑话、文学小游戏、针对名人的滑稽故事。我还记得，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假如你成了隐身人，你会做什么？”一个先锋派作家回答道：“我要去邓南遮 家里，偷偷地趴在他的耳边说：悔过吧，你。”这是双重意义上的讽刺与挖苦，同时构成一个勇敢的举动：一切取决于人们把这一未完之句补全的方式。当绝大多数读者（尤其是女读者）依然被独眼的行吟诗人⑦ 的里拉琴征服，会说：“悔过你曾诱惑了那么多的女人，在缪斯的祭坛上烧了那么多的牺牲，”（美妙的赞扬跟原则上的诅咒交织在一起，）少数真正了解他的人会明白：“悔过你曾写了那么糟的诗”，而政治上最大胆的人说：“曾成了墨索里尼的朋友。”这些就是作为反对派的花招，只为让人们听到一种被警察的纠缠压制住了的声音。
博洛尼亚曾是一个历史事件的舞台，它留在了法西斯主义的年鉴中，而我也因为我父亲所扮演的暧昧角色，被牵涉在里头。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 ，意大利艺术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以他那狂躁易怒的性格和飘飘长发的形象，体现着对领袖 的反抗。除了某些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和一小部分共产党人之外，整个国家都对领袖俯首称臣。王朝、议会、参议院只是作为点缀门面的傀儡机构保留了下来。法西斯党严密控制了银行、工业和工会。最后的自由堡垒《晚邮报》，在阿尔贝蒂尼 离开之后也举手投降了。只有斯卡拉歌剧院 还在享受着某种治外法权。只要领导权还在托斯卡尼尼手中，在所有学校和所有公共建筑上都挂满了的独裁者画像，就决然进不了米兰这家大剧院的门。在此期间，皮埃特罗·马斯卡尼 ，官方的谄媚者，为了挽回他从《乡村骑士》以来所有作品的彻底失败，写了《行会之歌》和《劳动颂》。奥托里诺·雷斯皮吉 （博洛尼亚的另一光荣！），普契尼死后的意大利第一号作曲家，在一些直接献给暴君的交响诗中，竭力恭维了罗马的山岭、水泉和松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