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如有人被命为兵而赴敌，于某种情形之下，亦可以拒绝而不为不义，例如，其人已觅得其他胜任者代为服役是也。又如赋性胆怯之人，亦当格外体谅，盖不特女子应免役，即男性之富于女性者亦应任其免役也。两军既交，于是有逃亡者，若其逃，非由于叛逆，而由于恐惧，则其行亦不为不义，而仅为不名誉。但如系应募而来，领受粮饷，则不得更以胆怯为辞，而必须踊跃赴战，不命之退不得退也。若当国家危急，必须出倾国之兵，则人人有出战之责任，盖不尔者，则其立国为徒然矣。
为保护他一人而抗拒国家之武力，无论其人有罪无罪，皆属不可。盖使吾人有如是之自由，则统治者之威权无以复存，而与立国之旨相悖矣。但如有一群之人，亦既因故而曾抗拒国家，或已犯有重罪，而人人自知必死，在如是情形之下，则此辈可否互相团结、互相防卫乎?曰可。盖此不过为保全性命而然，固无分有罪无罪而皆得而为之者也。此其为不义，乃在初犯之罪，其后之武力抗拒，则不复更为不义。若使国家已颁赦令，则蒙赦者，不能更以自卫为辞，使仍继续其互相防卫，则为非法矣。
此外之自由，则依法律之无规定而存在。盖律无明文，则人得以自酌而行之，然其范围之广狭，则因时因地而不同，要在统治者之酌定耳。例如昔日英伦田主，得以武力驱逐占田之人，其后国会乃制律禁之。又在他国，男子有娶数妻之自由，而别国则不许也。
臣民如为法律上之债务、田土、货物，以及差徭、刑罚，而与统治者有所争议时，可以依据法律，赴统治者所立之法官而诉之。盖统治者既系依法律，非依其大权，而有所需求，则其所求，自不能逾于斯法之范围，此其所争者，乃依法应如何解释也。若统治者之需求，乃系依据其统治之大权而来，则非法律如所能问，盖此权乃人民之赋予国家者，若欲控诉，不啻控诉自己，又呜乎可。
如果统治者许其民众之全体或一部以绝对的自由，此允许为无效，除非统治者已放弃其权位，而授予他人耳。若仅系声言放弃，而实未放弃，则其统治权依然无恙，而凡宣战、媾和、立法、任官、征税之种种权力，依然保有也。
人民对统治者所负之义务，于统治者丧其保护之能力时，则不复存在。盖人类自卫之权，本诸自然，无人卫之，则必自卫矣。统治之权，乃一国之灵魂，灵魂若与躯壳分离，则百体无由再受其指挥。凡所为服从，为得保障，保障之力，或在自身、或在他人，视其所在而服从之、而维持之。然而统治体之为物，在建立者之本意，固期其永存，第或因外患，而有暴亡之虞，或因内变，而有崩坏之忧，亦其性有然也。
人民因战事而被俘虏，或以性命财产之担保，而由战胜者之手取得自由，则自此遂成为战胜者之臣民，盖舍此则无以自存矣。即非因战事而为外国所劫持者，亦同。但如系被禁于敌国，而未许以身体之自由，则不生臣属之义务，于此时也，可以用任何之方法而逃免焉。
如有君主，自动地将其君位以及后裔之继统权放弃，则其臣民，即返于自然的无治状态。盖照生物的原则，虽可以推定其继续者之应为何人，而决定之权，自出之君主之自身，彼既不欲之，则是无复统治者，亦无复臣仆之可言矣。如君主死而无后，亦未尝宣示继承者之应为何人，则其事亦同。
如人民被君主放逐，则当放逐之际，不复为其臣民。若系被命而赴外国，则不丧失其臣民之地位，此非由于自国建国之约而然，乃依国与国间之约而然者。盖凡入他人之国境，即应从其国之法律，除非有特别允许，或依国际间之好意，乃有例外耳。
若君主见俘而降于敌，则其臣民即解除其义务，而应服从战胜之新主。若仅被虏而未许以身体之自由，则其本来之统治权依然保有之，而其臣宰仍得继续以其名义而施政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