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看来，逃到泽西市是一个成功的策略。伊利铁路的股票价格正在“自由落体”，范德比尔特也被贷款抵押保证金压得喘不过气来。法律程序也陷入了僵局——两方都用金钱买通法官充当自己的代言人——但是，古尔德、菲斯克和德鲁得到了钱，并且带走了公司所有的机构和文件。当然，菲斯克正和他的约西在旅馆里挥霍无度地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呢。但是，德鲁却渴望回到华尔街，而古尔德也很想念他的家人。一个月之后，古尔德带了一手提箱钱乘火车去了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他很快就被逮捕了，但是，通过用手提箱里的钱来行贿，他并没有待在监狱里，而是在一个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来接待那些立法官员们。（范德比尔特的代理人在这个旅馆的另外一层也设立了他们的办公室。）
（本页插图说明文字：
“绅士吉姆”是一个滑稽的流氓无赖，一个讲究衣着的花花公子，一个贪吃的人，一个爱玩女人的人。但是，他又非常精明，而且对杰伊·古尔德也很忠诚。）
古尔德和他的手提箱有着极强的说服力。还不到一星期时间，立法机构就通过了一个有追溯力的法案，批准了伊利公司的财务调整；而且，古尔德还收买了范德比尔特一方的法官，也就是那个给他签发“蔑视法庭”传票的法官。就这样，古尔德又得意洋洋地作为一个自由人回到了纽约。伊利公司的审计员是古尔德的一个长期雇员，他保留的一本账目显示，古尔德和菲斯克在1868年的春天和夏天散发出了将近60万美元，放在今天大约有七八百万美元，都记在了“法律开支”及其相关的事项上。其中一些重要的受益人包括：“老板”威廉·M.特威德[7]，他同时也是一名州参议员；以及彼德·斯威尼，排在特威德之后的第二号人物。范德比尔特被迫寻求和解，最后，他索要的现金和股票回购款价值大约在900万美元，几乎掏空了伊利铁路的金库。一条一文不名的伊利铁路让德鲁也失去了兴趣，他于是和范德比尔特以及波士顿集团一起辞去了董事职务。在秋天的选举中，以古尔德为首的董事会重新掌权，其中也包括特威德和斯威尼。古尔德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他立即提名菲斯克担任审计员。菲斯克、古尔德、一名听话的律师、再加上富兰克林·雷恩，组成了执行委员会中的多数；因此，古尔德实质上完全控制了伊利铁路。刚来到纽约时，古尔德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破落制革匠；而在之后的七年里，他的确干得非常好。此时，他才32岁。
古尔德和菲斯克很快就开始增加他们盗用公款的规模了。伊利铁路的总部也换了地方：原来位于曼哈顿海滨的一个很方便的地方，现在则搬到了从住宅区的一个歌剧院里租来的办公室里。菲斯克和古尔德是这个用大理石砌成的歌剧院的所有人，他们当然也是用伊利铁路的现金购买的。对菲斯克来说，这里是一个青少年梦想中的天堂。他极其奢侈地花了大约200万美元把歌剧院装修一新，还与楼下合唱团里的女孩子们嬉戏玩乐，而且还用伊利铁路的钱支撑着他的新角色——兼职的合唱队指挥。另外，他还为约西·曼斯菲尔德买了一所住宅，就在这条街往里一点的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但是，古尔德却与菲斯克不一样，他是真的有兴趣经营伊利铁路。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大战略。即使是在这条铁路遭到严重破坏的那些州里，伊利铁路仍然是他需要的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他要让北方其他的铁路——包括范德比尔特的纽约中央铁路和自负的宾夕法尼亚铁路——知道，它们的业务到底该怎么做。
铁路掠食者
一个坐在飞机上的现代商务旅行者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旁边坐着一个祖父母辈的老人；而同样的航班座位，这位老人花的钱却只有票价的五分之一，这就是“航班座位定价”的策略。对于一个商务航班来说，无论飞机上坐了多少乘客，只要飞机一起飞，所有的成本就已经发生了。由于任何额外的收入几乎都是净收入，所以不管以什么价格来销售机票，都一定要把空着的座位全部坐满。通过精确计算出来的定价模式，各家航空公司都在不断地调整机票价格以确保最大的乘坐率。20世纪70年代的票价规范运动结束之后，机票的价格直线下降，旅客的周转率则急剧增加，而大多数航线却都经常徘徊在破产的边缘。
铁路经济的情况也是如此，而杰伊·古尔德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迅速而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人们最爱使用结成价格联盟或者达成各种行业价格协议的方法来避免价格战，但这些联盟又不可避免地会因为欺诈而解体。所以，古尔德希望通过在商业的自然区域内实现垄断来控制价格。几乎从他获得伊利铁路的控制权那一刻起，他就开始了一系列大胆而积极的调查，目的是使伊利铁路在范围极为广泛的区域内拥有控制权：从纽约市西部起，覆盖宾夕法尼亚北部和西部出产煤炭、石油和钢铁的地区，以及芝加哥西部和南部的农业和食品加工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