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一声礼炮打断了我对约翰·肯尼迪总统葬礼的回忆。“21 响礼炮。”特勤处无线报话机中一个沙哑的嗓音说道，好像他知道我吓了一跳一样。第一声炮响后，站在我身边的加里用双手捂住了耳朵，草坪的人群中则有几个人跳跃起来。礼炮是在半个街区外的椭圆广场上燃放的，巨大的响声在空气中震荡着。那声音实在太大了，几乎让人难以忍受。每响一声，我都祈祷自己只在这种场合中听到炮声，而不是在其他可能导致我的病人受伤的场合。
21 响礼炮结束之后，我的脉搏慢慢平缓下来。我看了一眼欢迎仪式项目表。项目表使用的是高档白纸，封面上盖着总统浮雕印章。我用手指着品蓝色的草书印刷字体，阅读仪式安排。但是，发生了计划之外的事故，人们开始一个个晕倒——后来，我将这一现象称为典礼性“伤亡”。
特勤处频道传来一个男子低沉的声音，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正在演奏俄罗斯国歌，所以报话机的声音几乎难以听清。“有一名男子晕倒，在靠近岗哨的车道边。”我转过身，向椭圆形办公室前的车道岗哨望去。一位立正的海员晕了过去。加里看到了那个人，马上快步向海员走去，同时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和玛丽·安没有说话，跟着加里匆匆前行，同时注意躲避摄像机镜头。当军乐团演奏美国国歌时，南草坪上的每一个人都肃然站立，我们三个人则飞快地赶到晕倒的旗手旁边。他身穿纯白色制服，当我们赶到时，他正坐在沥青车道上，出了一身汗。加里将旗杆从他手里拿下来，没让旗面触碰地面，玛丽·安和我为他松开领口。
“你感觉怎么样？”我向这位年轻船员问道，看样子他只有 18 岁左右。
“我想我的膝盖绷得太紧了，夫人，”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说， 军士长告诉我不要那样做，但是我忘了。”
“我们需要给你降降温，给你弄点儿饮料。”我一边把着脉一边说，脉搏快而弱。玛丽·安从自己的医药箱里拿出一个血压计，开始为他量血压。一个服务人员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船员喝了两口，然后我们将他移到几英尺远配有空调的岗亭中。
然后，报话机中再次传来那个沙哑的声音：医生，果岭区附近可能又有一个人晕倒了。”在南草坪总统练习高尔夫的果岭区，距离人群几百英尺的地方，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身材肥胖的男子正在慢慢向一条长椅走去。我低头看了看正在救治船员的玛丽·安，又看了看加里，他点点头抓起医药箱向那位男子走去。在医生助理和医护兵分别救治一名典礼患者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救治可能患病的总统了。
我的目光投向站在远处舞台上的总统和第一夫人，军乐团仍在演奏美国国歌。我本能地向舞台后面走去，靠近总统患病或受伤后特勤处人员可能带他行走的路线。没人告诉我应该站在这里，或许是我接受的军事训练产生了作用。在训练过程中，你必须学会预测紧急事件并做好相应准备。但是，我暗暗告诉自己要远离杀伤区。“杀伤区”是我从特勤处特工那里听到的一个词，表示总统周围的某个无辜者可能被流弹或炸弹杀伤的区域。詹姆斯·布雷迪 10曾站在杀伤区被一颗子弹射中，事实上凶手是准备刺杀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医护人员必须远离杀伤区，这一点很重要。我观察着总统所在的位置，同时分析他的特工可能所处的位置。我告诉自己，如果你死了就再也不能救治总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