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奥格拉迪亚斯——感谢上帝。”
这是德奥的母亲在教堂里学会的拉丁语。母亲差点因为生德奥难产而死去，所以她给德奥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表示感恩。在布隆迪，德奥生活的那片区域大多聚集着普通农民或牧民，很多人的名字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内涵。
有个和德奥一起长大的男孩，他母亲叫他“善路”，因为他是在路边生下来的。有些名字就像社会评语，比如Nzokirantevye，意思是“我还得再穷一阵”；有的名字带着点悲苦的意味，像德奥认识一个男孩叫“饥饿的流浪狗”，还有一个叫“狗屎”。德奥很小的时候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名字都是amazina y’ikuzo——贱名。父母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是在表达：“死神啊，这个孩子命贱，你不会想要带他走的。”
在德奥的故乡，村子被称做collines——山。德奥家的院子就在布坦扎山的一个山沟沟里，他们一大家子人都住在一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以及越来越多的孩子，其中也包括一些死去亲戚留下的孩子。院子周围经常胡乱地跑着爷爷养的狗和家里放的牛，他家的牛都是长着长长犄角的原牛。院子是土砌起来的，周围种着些小树，一家人就住在茅草顶的木屋里，做饭时生起的炊烟直直地从屋顶的孔洞中飘出去。
牛圈的面积比任何一间屋子都大，地上铺着软软的蕨类植物给牛当床，德奥和兄弟姐妹们每天都要更换这些“床垫”。每头牛都有自己的名字，有一头叫强波，爷爷平日最偏爱强波了。还有一头叫Yanzobe，意思是“浅肤色”，还一头叫Yaruyange，意思是“美丽的青草”。
在布隆迪，土地是唯一的自然资源，土地和牛就成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全部的财富。牛群一直以来是大量财产的象征，族长们需要靠众多的牛群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并获得他人的忠诚和服务。德奥家有很多牛，但是产奶却不多，也就只够自己喝，再做点奶油，再剩下一点送给贫困的邻居。在布隆迪，起码在德奥家，照料牛的方法是有家族传统的。不能卖牛奶，也不能为了吃肉而宰牛，只有为了买块好地或者出于更重要的原因，才能偶尔把牛卖掉。在德奥一家的传统中，家庭是最重要的，每个成员的耻辱或成功都属于整个家庭。家里养的牛群是一家人的骄傲，就像是公开的银行存款，不是消耗品，而是名望的象征，是饥荒时救命的保证。
他们那里的小孩都没有鞋穿，而且总是饥一顿饱一顿。八九月是布隆迪的旱季，那时地里什么都长不了，人们只能吃之前晾干存起来的黄豆和豌豆。到了十二月，各个家族，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家族的存货差不多就要吃空了。若你在十二月看见哪个邻居的牙变成了淡绿色，就会知道他已经开始吃叶子了。在这个季节，只有豇豆这种豆科植物的叶子还在生长。如果有人看见你绿油油的牙，就会说“你跟头牛似的啃叶子”。
德奥居住的山区没有通电，也没有自来水。家里喝的水是德奥和妈妈还有兄弟们从两公里外的一座山上打来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会被传染病和寄生虫导致的疾病困扰，可那里并没有什么公共卫生机构来检测病源传播，大家甚至不清楚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更别说在附近能有个像样的卫生所了。这里的每个孩子都受过病魔的折磨，几乎所有父母都经受过失去亲生骨肉的痛苦，反之孩子们亦是如此。德奥晚上放学后去打水，每次都要在太阳下山前跑到水边，因为河里有青蛙，要是德奥看得不仔细，他打的水里可能就会有它们的卵。德奥的爸爸学过一点兽医，知道疾病是细菌引起的，所以他们家都是把水烧开了再喝。可是在雨季，木头柴火都是湿的，根本没有办法生火。
有些老人会说：“如果比难更难，比苦更苦，干脆我们就笑笑，把它当做比好更好。”
只要能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你就会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困苦，就好像如果你不知道电是什么，那没有电也就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德奥和兄弟姐妹们把稻草编的席子铺在地上，睡在炊火的余烬旁边，他们常常为了争盖毯子的一角而打闹起来。晚上下大雨的时候，德奥总会被落在耳朵上的雨点打醒，然后就会意识到还会有更多的雨穿过他家的茅草屋顶落进来。
附近有一户人家的境遇比德奥家好很多，这是德奥第一次去这个同学家玩儿时发现的。当时，外面落了大雨，德奥听到一阵奇怪的“砰砰”声。他仔细地找了个遍，才知道这是雨点打到他家铁皮房顶上时发出的声音。但也有很多户人家比德奥家还要穷。那些人家没有牛，甚至在丰收的季节也没有多少吃的。不过大部分人家的境遇都差不多，至少在德奥念小学的时候是如此。
德奥第一次听到“胡图人”这个词，是在升中学前的那个夏天。他当时要把一袋粮食从布坦扎运到另一个城里，这段路要走好几个小时。在路过一个茂密的小树林时，德奥碰上一个老太太，她佝偻着身子，背着一捆柴。德奥在小路上和她擦身而过，她向德奥大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德奥转过头看着她，他根本不认识她，而且根本什么话都没有说。德奥有些害怕，她会不会是个幽灵？
“你说我是胡图人？”老太太愤怒地喊道，“你竟说我是胡图人？”
德奥丢了那袋粮食拔腿就往家跑，一眼看到爸爸正在牛圈干活，就把这事告诉了他。“胡图人，”他问，“那是什么意思？”
爸爸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瞪了他一眼。
“闭嘴！”他说，然后接着干活。
差不多一年后，德奥在学校再次听到了那个词，除此之外他还听到“图西人”。很明显，这指的是布隆迪不同类别的人，于是德奥又跑回去问爸爸：“那我们是哪种人？”
“图西人，”爸爸不耐烦地回答，“你那脑子就不能想点别的有用的事儿？”
德奥发现，这些称呼好像和牛群有关。如果一个人给他的兄弟一头牛，这个人就称那兄弟为“胡图人”；如果这一家没有养牛，养牛的家族就会称他们为“胡图人”。相应地，有牛的人就是“图西人”。
有一次，德奥在和爷爷说起一个邻居时使用到了这个理论：“他真是个很厉害的图西人，你看他有那么多牛！”
爷爷平日对他一向和善，听了这话却猛地扇了德奥一巴掌：“给我闭嘴！这是偏见！是谁教你这样说的？”
德奥后来悄悄地向哥哥问起那个有很多牛的邻居。
“他不是图西人吗？”
哥哥说不，其实他是个胡图人，而且哥哥说家里有铁皮屋顶的人家也是胡图人。这让德奥感到十分困惑，他觉得自己身边的人其实都过着差不多的日子，不过哥哥安托万告诉他，他们哥俩干的活要比别的孩子都多。德奥觉得似乎是这样。
在德奥故乡那一带种地很辛苦，那里地面陡峭，土壤贫瘠。德奥的爸爸攒了些钱——可能是卖了一头宝贵的牛而得来的，德奥记不清了，因为当时他还太小——然后在坦喀尼喀湖边买了一公顷良田。他们家就在那儿种木薯、水稻、蚕豆和香蕉，还种些橘子和芒果。那儿没有房子，连个小茅屋都没有。说到住处，爸爸很喜欢住在山上。孩子们一般都不敢问爸爸什么问题，但慢慢地也就明白了：山上蚊子少些，离大城市或城镇远——城市和城镇里都是些不好的东西，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对家庭成员也都有潜在危险，因为城市中总是充满了暴力事件。这些事德奥大都不清不楚，就算无意中从大人们的耳语中听到一些，他无法理解其中的内容。
湖边种的食物主要不是用来作为家里的口粮，而是被运到了布坦扎卖钱。在地图上看，布坦扎距离德奥家有二十五公里，可是真要走起来，这路上的山脉沟沟坎坎、上上下下，差不多要多出一倍的路程，每次都得走上十四个小时。德奥第一次走这段路程是在十岁左右，后来，他就这么光着脚走了十多年。天还没亮，他们就会踏上旅途。如果有明亮的月光，德奥就会很安心，因为他能看清路上的树根和石块。可是有时天上并没有月亮，他总是会踉跄绊倒。就是从那时起，德奥明白了大哭大闹是不对的，他会抱着受伤的脚趾蜷缩在地上，强忍着眼泪，然后站起来一边赶路一边轻轻啜泣，直到疼痛稍微缓解。
不久，就变成由德奥和安托万两个人负责每周走这段崎岖的送货道路。他们俩那时都还很小，没别人帮忙的话，他们自己连一袋木薯都扛不到头顶上去。天热的时候，他们就脱了上衣垫在头部，有时还会用香蕉叶子做一个软垫垫在头顶。第一段路程是沿着湖边往上爬，他们要越过好几条河，这些河都是鲁瓦巴河的支流。过河的时候，他们要走圆木搭成的浮桥。这些圆木都已被磨得光滑，特别是下雨的时候，他们两个歪歪扭扭地走着，一个不小心，扛在头顶的木薯就会掉进河里，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回去再扛一袋。
要是没能带着粮食去布坦扎，不仅会带来麻烦，而且也很丢人。
过了鲁瓦巴河就是一片山路，他们要翻过三座山。先是红喀山，这座山很高，爬起来很费劲，也陡得吓人。下暴雨的时候，德奥站在山崖边的峭壁上，浑身筛糠一般地颤抖，生怕自己会被吹下去，掉到下面荒草丛生的山沟里。那儿有一辆汽车的残骸，黑糊糊的，生着斑斑的锈迹。
那辆车本属于德奥的一位伯伯，也就是德奥爸爸的兄弟。有人告诉德奥，说伯伯死于1972年。车祸。德奥那时候还是个婴儿，根本不记得这位伯伯的事情，知道的也只是些道听途说的故事。后来，德奥只要一看见汽车，就会忍不住想起伯伯的那辆大众牌甲壳虫汽车。那是一辆很漂亮的白色小车，不过现在烧得只剩黑糊糊的框架。人们说德奥的伯伯以前被那些牧师派去欧洲接受医学培训，回来后就当了医生。即便是现在，在布坦扎要是有人生病，就会对德奥念叨说：“唉，我们好想你伯伯。要是他还活着该多好啊！”
听了这些话，德奥对这位印象模糊的伯伯越来越好奇。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告诉德奥他伯伯是死于交通事故。但在德奥十二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叔叔偷偷告诉他：“其实他是被谋杀的。”每次爬过红喀山山顶时，德奥都告诉自己不要看、不要看，可每次他还是忍不住往下看，一眼便看见杂草中突兀的汽车残骸。德奥转头看看安托万，发现他也在往下看，然后他俩什么也不说，只是继续埋头走，表情和心情都像是在教堂里一样肃穆。
在那段需要翻山越岭的时光中，德奥没有再听到过别的关于谋杀的事情，甚至连类似的恐怖故事也没有。他们常常会遇到一同爬山的人，大家都向着同一个方向，零零散散地走在小路和土坡上。大部分人愿意做他们的旅伴。他们哥俩还小的时候，有些大人和稍大点的孩子都会在他们休息后帮他们再把木薯袋子扛回头顶。等他们再长大一些，就能和别的同龄人互相说些笑话、讲点故事，德奥觉得大家都是患难与共的同路人。
他特别佩服那些从湖边推着自行车、载着棕榈油翻山的人。那些人光着脚，吃力地推着车，车上拴着简陋而沉重的黄色罐子。他们沿着土路一直走到基特加省的克里米诺，一走就是好几天。
德奥的这些记忆，都是发生在曾经的安定岁月中，故乡的语言称之为Amahoro。他后来总结道：“那时候，人都还是人。”
过了红喀山就是甘扎山。有好几次，安托万会在爬山路上突然停下来，扔下货物，一口气沿着小路往山顶方向狂奔。德奥这时就坐下来，静静地等着。不一会儿，安托万就回来了，德奥说了句“你是去喘口新鲜空气吧”，然后俩人就会再扛上包袱，继续赶路。
最难爬的就是第三座卡巴斯伊山——它的意思是“牧羊人的挑战”。等他俩累得晃晃悠悠地回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安托万曾偷偷这样评价过他们的父母：“我觉得咱俩不是他们亲生的。哪有爹妈舍得让自己的亲骨肉干这么多活儿？”
但是，每每他俩爬上最后一个山坡时，远远地就会看见他们的妈妈伸着脖子站在小路的尽头，等着他们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