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的耳闻目睹，更坚定了孟轲的信念——鲁国不愧是孔子的故乡、儒家的发祥地、文明礼仪之邦，民无不知礼。
有公孙外公的介绍，有雄将军的关照，孟轲在鲁国的活动方便得多了，他可以随处参观、游览、访问、借阅，参与上上下下各种群众性的礼仪活动。
曲阜是鲁国的首都，东西长七华里，南北宽五华里多。城里周公庙、鲁桓公太庙一带殿堂嵯峨，飞檐斗拱，规模宏大，气势壮阔，金碧辉煌，是鲁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西北部、东北部是平民居住的地方，也是繁华的闹市区。
孟轲来到曲阜，在雄将军的帮助下，安顿下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去游览观光。他先后游览了尼山、少昊岭、颜母庄、周公庙、鲁桓公太庙、杏坛等名胜，凭吊先贤古圣，陶冶自己的心灵与性情。
游览之后是求师访友，这是一项艰难复杂而又细致的活动，不仅需要谦虚谨慎，不耻下问，而且还得低三下四，仰人鼻息，甚至死皮赖脸。经过近半年的走街串巷，登堂入室地寻访，孟轲对儒家思想及其派系，基本上了如指掌。
公元前479年，即约在孟轲出生前的一个世纪，孔子去世。孔子在生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讲学集体，尤其是在孔子访问列国之后，许多别国的人也都慕名而来，拜师入门，聚拢在孔子周围，听孔子讲学。孔子去世以后，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为了感戴这位伟大的老师的教诲，大都服丧三年，三年孝满之后，又哭泣尽哀，然后相别而去。独有子贡一人留下，在夫子的墓旁筑了一幢草庐茅舍，继续守丧三年。有些弟子和鲁国人因追念孔子，把家搬到孔子墓旁住下的约有一百多户，于是这里被称为“孔里”。孔子生前的处所，仍依照原来的样子，把孔子的衣冠、车舆、礼器、书籍等遗物陈列出来，后来又改成庙，供世人瞻仰。曾子就曾利用这个环境，招收了许多青年，从事于传道讲学的工作，于是这里便成了儒学的圣地。
孔子有一位弟子名叫有若，因他的相貌酷似孔子，弟子们出于怀念已故老师的心情，欲将有若奉之为师，但曾子坚决反对，他说：“此举断然不可。天地之问，有谁能与夫子相比呢？夫子犹日月，似清流，洁白而明亮，世上有谁能及夫子呢？”
三年、六年之后，孔门弟子有的继续留在鲁国，有的散游于诸侯，寻找实现理想的机会。他们中有的成为诸侯的师傅卿相，有的成为巨商大贾，最有名的要算是子夏和子贡，更多的则是默默地从事传道的教育工作，孔子的思想就是这样传播开来。
孔子说，子贡有经商的才能，他不愿做官，受不了束缚，喜欢自己经营生意，而且每次预测市场行情都很准确。子贡就凭着这一才能，经商致富，在诸侯间往来，许多诸侯都和他有交情，据说还当过卫国的卿相，可以想见他的声望与得意。
和子贡不同类型的是原宪。孔子死后，原宪隐居于偏僻的乡间，住的茅屋简陋不堪，然而他却不在意，只求修养自己的德行。一天，大富商子贡想起这位老同学，就驾着豪华的马车，后边跟着一群衣冠楚楚的仆从，声势浩荡地来到原宪隐居的地方。由于山路崎岖狭隘，大型马车通不过去，子贡只好下车步行。原宪闻讯，穿着破旧的衣服站在门口迎接，大概因为营养不良，他脸色憔悴苍白。子贡见状问道：“看师兄面黄肌瘦，莫不是身患重病吧？”
原宪微微一笑说：“当年孔夫子曾教导我们说：‘无财产者曰贫，读书学道而不能实践者谓病。’难道师弟忘却了吗？”
子贡弄了个大红脸，会见不欢而散。
真正传孔子之道的弟子，首推子夏。子夏比孔子少四十四岁，孔子对他的期望很大，曾要求他“要成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
孔子死后，子夏回到西河教书传道，颇享盛誉。当时，魏文侯为了富国强兵，广招贤才，曾向子夏请教“五经”、“六艺”之学，执弟子礼，甚为恭敬。子夏学问渊博，特别是孔子学派所注重的《诗》、《易》、《礼》、《春秋》等都卓然成家，对儒家学说的传授与发扬功劳卓著，更重要的是，他把孔子的思想传播到魏国去了，被称为“传经”之儒。
孔子的另一个重要学生是被称为“传道”之儒的曾子，他在孔子去世后仍留在鲁国，继续孔子的讲学事业。
曾子特别强调“孝道”，对此孔子不仅给以称赞，还因之而作《孝经》（一说《孝经》为曾子所作）。一天，“曾子耘瓜，误断瓜苗，其父怒，举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休克有顷，复苏后欣然而起，谓其父曰：‘参不孝，惹父大动肝火，方才之杖责，未将父累坏吧？’说完退回自己房中，抚琴而歌，欲令其父闻之，知儿未因杖责损伤健康。”曾子的孝行，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