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与海员，绝大部分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平民。处于后方的家庭因配给制及军事化管制的约束，也成为这场“全面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17年“大推进”失败以后，民众及军队的强烈不满虽然一度瓦解了法国的士气，但民众依然是战争的一大支撑。在德国，巨大的精神与物质压力达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停战一定意义上是民众心理防线崩溃的结果。
德国在组织全面战争方面行动相对滞后，并且缺乏较为均衡的食品供应与分配制度。随着1918年的逝去，城市人口开始遭受严重的营养不良。德国战前高效的工业生产曾激发了人们极高的预期，但战时的金融与生产体系却远不如战前富有效率。
所有卷入战争的国家，或迟或早都将被迫实施严格的战时经济。英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王国国防法》（Defense of the Realm Acts），严格限制了人们的言论与自由行动权利。1915年5月，英国这一自由民主国家通过了第一个《战时军需法》（Munitions of War Acts），政府不仅控制了战争所需的一切工厂及原料，而且这些工业中的管理、劳务及利润分配也要受政府的管治。从1915年开始，许多商人及学者成为“应征人士”（men of push and go），临时进入政府部门帮助处理急剧增加政务。1917年美国参战之后，也采取类似的方法征召所谓的“无薪人员”（dollarayear men）。与他们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同行一样，这些来自商界和大学的外来人，帮助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政府，对经济实施了以往从未有过的严格规制。当然，所有的交战国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战，亦即人们后来所称的心理战。
协约国在军需生产方面赢得了胜利，而美国人在其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最终的结果表明，民主国家的政府控制（仿照1915年建立的英国军需部）较独裁国家更为有效。协约国的军需生产起步较慢，并屡经失误、瓶颈制约以及草率试验等困扰。在战争初期，协约国在生产及军事战略目标方面都存在矛盾，但最终却充分挖掘出了较同盟国更具优势的物质资源潜力。
协约国也赢得了宣传战的胜利。他们极力说服中立世界，特别是美国、拉丁美洲、瑞士、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及西班牙，促使其相信协约国而非轴心国在为正义而战。西方的多数中立国很早就确信协约国具有正义性，或至少认为协约国将最终获胜。中立国持有的这一信念，因公众更倾向于认同英法的自由主义传统而非德奥的独裁政治得以进一步强化。
协约国更多着力于散布大量夸大其词的信息，尤其大肆渲染了“德国佬”（Hun）在比利时的可怕暴行。尽管比利时的德国占领军不乏野蛮，但由国家支持的协约国宣传机器，显然夸大了德军在比利时的恶劣行径。少量的证据往往辅以大量言过其实的说明，结果给公众?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协约国的宣传同时也强调，是德国首先发动了战争，并且入侵了自己通过正式条约承认的中立小国，奥匈帝国同样也侵略了另一小国塞尔维亚。上述宣传掩盖了战争爆发过程中各国隐藏于事实背后的野心，但这些不可否认的军事意义上的事实，却在1919年和平条约缔结过程中，成为世界谴责轴心国的重要依据。
在俄国，四年的战争并未使其政治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轴心国虽然仍保留着没有多少实权的议会制政府，但议会总体上处于屈从性地位。法国、英国及美国尽管在战时加强了政府控制，但民主制度仍得以坚持。在英国，大卫·劳合·?治于1915年12月接替善于运作但优柔寡断的自由党领导人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 1852—1928）上台执政，并明显促进了英国军需生产的发展。1917年底，在友国和敌国中同样享有猛虎美名的克里孟梭（Clemenceau）掌握了政权。此时正值失败主义严重威胁法国的关键时刻，克里孟梭坚决强化战争举措，果断地遣散了持有不同政见的政客。
战争给后方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英法整整一代年轻人被消灭，他们都是潜在的经济与政治精英。在英法及美国，妇女受雇于工厂、公交及政府基层部门，并在紧邻前线的军队医院从事护理工作。战争结束以后，大量的复员军人失业，许多战时学到了技术的女性也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很多人转向了社会主义。
两性道德规范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男人们认为很可能难以从前线生还，因此抛弃了传统的渐进求爱方式，而且军人可以不受谴责地违背传统的婚约，但妇女们则必须忠诚于远离她们的丈夫。战争虽然加剧了两性道德规范中的双重标准，但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随着家庭、教堂及学校固有的道德权威面临广泛的挑战，性乱及“社会性疾病”变得更为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