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906—1914年的杜马
依据新的杜马选举制度，男性选民虽然拥有普选权，但杜马并非直接选举产生。投票者首先选出一个选举团，然后由选举团推选出412名杜马代表。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抵制选举，结果立宪民主党成为杜马中最大的政党。然而，早在新的立法机构正式运行前，维特就大幅削减了杜马的权力：杜马对政府清单范围内的“根本法”没有决定权；杜马无权干预政府借贷并没有监督财政的强制性权力；外交以及涉及和平与战争问题的权力归皇帝所有。 财政部拥有借贷和发行货币等方面的全部权力，皇家委员会转变为由沙皇任命的拥有200名成员的帝国委员会，拥有与杜马同等的立法权，并有权在杜马通过的预算案外提出不同的年度预算案，而沙皇则拥有二者择其一的充分权力。?有甚者，沙皇只要确定了新的选举日期，就可以随心所欲解散杜马。杜马休会期间，沙皇有权自行颁布法律，杜马只有在下一届立法会议的前两个月内采取行动，才能修改君主颁布的法律。
史称为“充满激愤”的第一届杜马，于1906年5月至7月间开幕。它提出了一系列招致沙皇不满的法案，其中包括将国家和教会土地（也包括一些私人大地产）重新分配给农民的激进式土改方案。土改法案遭到了沙皇的严词拒绝，杜马也随即被解散。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坚持皇帝解散杜马是非法的，他们穿越边界到达芬兰境内（1905年改革之后，芬兰获得了行政自治权），并在那?发布宣言，号召俄国人民抗税或拒绝服兵役，以迫使皇帝恢复杜马。政府对宣言的作者们进行了缺席审判，并剥夺了他们担任公职的资格，未来的杜马也因此而失去了一批才能卓越的温和派人士。
伴随着5月份的政府倒台，维特也最终退出了政坛。在新大臣中，彼得·斯托雷平（Peter Stolypin,1862—1911）才能最为出众，他坚决反对革命，出任执掌重权的内务大臣。斯托雷平推出了一系列的农业改革法案，大批自农奴制终结以来仍严重束缚于村社的农民获得了解放。许多农民获得了小块份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村社的依附。1906至1907年间，900多万农民家庭摆脱了村社的束缚。这一成就引发了列宁及其他革命者的疑虑，他们深知离开农民，俄国革命将难以取得成功。
在实施农业改革计划的同时，斯托雷平开展了一系列打击恐怖分子和革命党人的行动。他千方百计阻挠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但仍有大批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人入选，结果导致杜马（1907年3月至6月）与政府争执不断。斯托雷平企图逮捕社会民主党议员，但杜马拒绝中止他们的议员豁免权，杜马因此再度遭解散。
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以后，政府非法改变了选举法，减少了农民和少数民族代表，增加了贵族代表，政府因此赢得了多数席位。第三届杜马（1907—1912）和第四届杜马（1912—1917），都圆满完成了各自的五年任期。虽然代表性不足并且权力有限，但它们终究仍具有国民议会的性质。在这两届杜马任期内，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国防建设也得以加强，政府的工作效率也因杜马委员会与部长的积极合作得以明显提高。然而，第三届杜马却因继续实施俄罗斯化政策受到了指责。
政府在第四届杜马时更加趋向反动。左翼分子通过组建工会、合作团体、工人夜校以及与其他劳工组织构建网络关系等，积极筹划另一场革命，但他们每一刻都面临着庞大的警察间谍网络的威胁。与此同时，皇帝家族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格里高利·拉斯普金（Gregory Rasputin,1872—1916）是一个极富魅力、半疯癫、权力欲极强且刚愎自用的无赖神甫，但因为拥有为患有血友病的小皇子止血的神奇力量（事实上可能是一种催眠术），所以博得了虔诚而专断的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Alexandra）的完全信任，而皇后又对丈夫尼古拉二世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外界因此谣传这个臭名昭著的神甫是俄国的实际统治者。这使国王那些忠诚的支持者们极度恐慌，同时也为首都那些善于操作谣言的人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之时，俄国正处于由政府的反动政策、拉斯普金丑闻以及对杜马的愤慨等共同促成的危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