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是19世纪出现于欧洲用来解释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变化的学说，而这些变化在当时正需要有一个新的?语来阐释。民族性的概念很容易使人们认为，人类因神的旨意、自然或历史的力量被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而历史发展的进程必然导致那些民族的自决。美国独立宣言坚持了这一原则，法国革命及随后几十年的辉煌已经证实了它的力量。到19世纪，西欧的大部分人认为，西方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就是能够带领一个社会走向独立的政府。
大多数民族主义评论家认为，“民族”存在某些可予以客观界定的共同特征。民族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效忠对象（往往被称为祖国）；拥有在同一片领土上因相似的自然环境和共同的外部政治压力而形成的共同生活方式；拥有有利?促进同质性发展的群体意识，而这一共有的身份认同，将在共同的语言（或其变量）、宗教和相互依存环境下，因坚持共同的偶像、仪式及社会传统得以不断强化。一般而言，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刻意关注其他群体所缺乏的上述特点，集体认同表现出的这些正面特征将会显得更加突出。
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曾提出“致命谎言”的概念，即笃信被认为是正确的信仰，而这一信仰在集体认同中又居于如此重要的位置，以至于任何质疑都将被视为不忠。民族主义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致命谎言”的激励。某些并非正确的历史观念甚至谎言，仅仅因为得到了广泛的信仰而富于活力，并发挥真理的作用。例如，大部分现代社会群体不仅认为其生活方式优越于其他群体，而且相信自己是上帝或历史的选民。
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将民族及民族认同视为实现群体和个体安全与稳定的力量源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共识。然而，这些在20世纪看似十分自然的观念，在19世纪并不为人们所熟悉，并且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仍处于缓慢的形成阶段。这在拥有众多语言群体的奥匈哈布斯堡帝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这个1867年形成的二元帝国来说，“现代化”意味着分裂而非统一，意味着趋向代议制政府的演变进程，但其主旨不在于解决国家面临的新问题，并且仅仅与各民族间的矛盾与分裂密切相关。奥匈帝国分崩离析，缺乏现代民族国家实现统一的一切原则，是一个十足的时代弃儿。然而，这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庞然大物，却得到了其他欧洲国家理所当然的认可，原因在于拥有如此众多民族、人口及可观经济实力的松散帝国，其崩溃将直接危及大国间的脆弱平衡。
经过一代人的“德意志化”及以帝国首都维也纳为中心（失败）的独裁统治后，1867年的奥匈协定(Ausgleich)或妥协案，将帝国重组为一种合伙性体制。行政权由奥地利和匈牙利分享，国王作为统?帝国的元首同时领有奥地利和匈牙利。二元帝国中，双方各有自己的议会和行政机关，但外交、军事以及财政权则掌握在皇帝任命的三个帝国部长手中。帝国在经济上立足于每十年更新的关税同盟，并且双方为帝国承担的共同支出，也需以十年为基础重新分配。“代表团”作为帝国的立法机构，由双方议会各选派60名议员组成。他们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交替会晤决定共同预算，之后下达给两个议会，并据此对帝国的三名部长实施监督。事实上，代表团很少会晤，几乎从来没有就相关的政策问题进行协商。这一体制对于匈牙利非常有利。它拥有40%的人口，但对帝国的财政支出从来没有超过总额的三分之一，围绕摊款及关税调整的危机因此每十年便爆发一次。曾一度为匈牙利国王及奥地利皇帝的君主，现在成为阻止这一制度走向瓦解的关键因素，而担当此任的重要人物，是执政期超过现代其他任何君主的弗兰西斯·约瑟夫（Francis Joseph,1848—1916年在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