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国家直到1871年才最终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奥托·冯·俾斯麦公爵（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俾斯麦才华横溢、不择?段、冷酷无情，善于操纵权力并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1862年以后，他控制了普鲁士本土，并作为总理掌控了其缔造的新德国，直到1890年突然被新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liam,1888—1918年在位）解职。新君主威廉二世,是在其身染重病的父亲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主政仅三个月后登上王位的，当时只有29岁。威廉二世足智多谋、野心勃勃、意志坚强，对民族主义充满激情，并崇尚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他坚决反对其父母倾向自由主义的立场，尤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冲动而傲慢的人，绝不愿在总理的阴影下扮演二流角色。
俾斯麦深信政治是“创造可能性的艺术”。既然未来进一步的冲突不可避免，明智的做法是适度抚慰战败的敌人，因为他们日后很可能将成为联盟者。德国当时的政治状况错综复杂，整个社会犹如一个不断变化的万花筒。不同的社会阶层、政党、利益集团、地方势力以及对各自民族及州有广泛影响力的权力放纵者都十分活跃。在此条件下，很难精确地判断出谁将成为国家未来的联盟者。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因此应常备可供选择的灵活行动方案，即不能招致可靠的联盟者的反对，又要为变通留有足够的余地。然而，俾斯麦以后的德国很显然忽视了这些原则。
上台伊始，威廉二世便宣称他同情劳工阶层。在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案的更新问题上，德皇坚持削减法案的强制性权力。该法案规定，国家有权监督并控制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其他激进团体。俾斯麦拒绝了德皇的要求，并且在召开国际工人大会，处理与俄国的关系以及德皇单独召见大臣等问题上，都拒绝了威廉二世的要求。1890年，威廉最终命令俾斯麦辞去了总理职务。
年轻的威廉二世才智出众，深具爱国热情，但他又是一个缺乏稳健、神经质、用心险恶的人，而且他尤其缺乏应对威胁应有的意志和勇气。威廉不具备治理国家的才能，更何况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富有军国主义传统且高度工业化的德意志帝国。这里的社会关系极度紧张，缺乏有效的政治平衡。俾斯麦主政时期的各种趋势变得更为明显，普鲁士军队，特别是预备役军官对威廉二世的影响越来越大。德国的政党结构充分反映了社会中制约进步的因素。代表大商业集团利益的自由党，在国民议会的下院中几乎没有多少影响力，而且因地方和地区间的对抗处于严重分裂的状态。与此同时，大地产者则联合起来反对削减农产品进口税。1894年，他们组建农业联盟，并借此出台了一系列保守性措施。在大地产者的联合压力下，德国最终于1902年退回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
与英法不同，德国妇女在改革运动中没有获得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由于没有投票权，她们往往被政治和工会组织拒之门外。法国妇女传统上在艺术领域处于引领者的地位，但德国的女性甚至没有接受专业教育的权力。尽管19世纪90年代建立了第一批女子公立中学，但与高质量的男子高级中学差距甚大。女性虽然在世纪之交后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对多数人而言，取得更高的学位仍然困难重重，妇女们的职责仍被界定为给丈夫和家庭成员提供“一个适宜的家庭氛围”。
因为社会主义者倡导酬劳对等原则，那些极少数积极参与政治的妇女，往往加入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到1900年，德国有850多个争取妇女权利的协会，但在帝国期间，他们所确立的目标几乎完全未能实现。虽然进步党从1912年开始支持给予妇女普选权，但并没有为此采取富有成效的实际行动。很多妇女开始进入纺织工业，并于1878年开始进入德国文职机构工作，但这并非是女权主义者奋斗的结果，而是女性更适宜从事电报员、话务员和打字员等工作。中层妇女逐步成为劳动力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薪水却明显少于男性。
女性首先在儿童培育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源自德国的幼儿园运动中，妇女更扮演了无与伦比的重要角色，而这最终将为她们打开?入教育领域的大门。部分人认为幼儿园运动具有太多的进步性，因此在普鲁士遭到取缔，但却在西欧其他地区获得了发展，并在不久之后又重新在德国兴起。德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坚持应将儿童护理视为一种职业，认为妇女的职责在于承担民族母亲的神圣角色，主张妇女应率先行动推动妇女法案的实现。他们坚持，国家应通过立法承担起保护妇女儿童的责任，使她们居有其所，并免受丈夫和父亲的虐待。德国1896年统一的民法草案，承认了女性对儿童的监护权，以及保姆作为一种职业的合法性。妇女也在反对婴儿死亡率的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并激发了关于重复生育?利和人口质量问题的大辩论，从而催生了社会工作这一全新的职业。曾在瑞士学习法律的弗蕾达·丁辛（Frieda Duensign，1864—1933），回国后进入了儿童福利领域，并成为妇女运动的一名领导人。在她的努力下，德国的女性工作者得以在迅速发展的青少年法律系统内占据了核心的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