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以来,意大利长期分裂为由大国、小国及自由市构成的不同属地,1861年前的意大利因此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一个国家。在来自萨沃王室(House of Savoy)并任皮德蒙特—撒丁尼亚(PiedmontSardinia)国王的维克多·厄曼努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的领导下,意大利掀起了迈向统一的复兴运动,并在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主义冒险者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i Garibaldi,1807—1882)及其私家“红衫”军和维克多·厄曼努尔的首相卡米洛·加富尔伯爵(Count Camilo Cavour,1810—1861)的共同努力下,意大利最终建立了统一的新王国。新王国囊括几乎整个半岛及周围的岛屿,并定都佛罗伦萨。前罗马教皇的属地都选择加入了新王国,而这些地区的传统霸主历来是教皇,这使得罗马教皇与新王国又持续了60年的敌对状态。罗马作为教皇神权统治的最后遗存,则由自命的保护者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守卫。1870年,法国皇帝为对付普鲁士召回了军队,失守的罗马被并入新王国,并成为新王国的首都。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持反对意见的教皇们不断抱怨,自己实际是囚禁于梵蒂冈的“囚犯”。
意大利的新王国并非没有难题,教皇的极度不满意味着,意大利如同法国一样,也面临教权主义和反教权主义间的严重分歧。狂热的天主教徒愤恨没有经过教皇同意就失去了教皇国家。尽管现在的意大利已跻身大国的行列,但却是其中最弱的一个。意大利自然资源贫乏,尤其缺乏煤、铁资源,而且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意大利中部山区及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生产力十分有限,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并充斥着大量的文盲农民人口及一小簇顽固的封建贵族。农业在经济中居于主导性地位,但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广袤的土地多被少数大家族占有,农业生产主要在被称之为“大庄园”(latifundia)内进行。在统一的新王国中,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怨恨北方人占有的绝对政治优势。在阶级对抗已经根深蒂固的意大利,至少有一半国土缺乏自治的经验。意大利尤其缺乏信任政府的传统,而炽热的地方忠诚经常会领先于民族意识。
意大利无疑将缓慢地走向民主。国家立法机构中的下院或众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众议院由普选产生,但最初的选民只局限于一个非常小的范围。1881年以后,选举资格的财产限制减至支付一定量的直接税,但近似于普选的制度直到1912年才得以实现。
由于罗马仍然是永恒之城,梵蒂冈仍为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天主教徒的神经中枢,“复兴运动”后的教皇因此拒不承认意大利王国的合法性,禁止信徒们(很大程度上没有成功)参与政治并抵制这个新生的国家。“罗马问题”直到1929年才最终得以解决。依据贝尼托·墨索里尼与教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达成的一致,意大利承认梵蒂冈城的独立地位,罗马教皇属下的108英亩土地随之转变为微型的主权国家。
然而,新王国的经济的确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国家的铁路建设很快推进到欠发达的南部,新的商船队以及陆军和海军得以使意大利跻身大国行列,甚至国家的财政状况也趋于好转。然而,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却面临严重的挑战。严重的政治腐败及无耻的政治机会主义使国家负荷沉重。与此同时,工业无产阶级势力微弱,劳工组织发育不充分,民主社会主义者规模小且处于严重分裂的状态,这一切使意大利未能形成推动进步与改革强有力的反对派。而且,在北方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南方仍处于贫困、受盘剥、被忽视的境地,这不仅加剧了地区间的矛盾,而且也有损于为实现国家共同发展的奋斗精神。
随着20世纪的临近,在复兴运动最后一位杰出人物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1819—1901)的领导下,意大利逐步形成了追求大国的热望。在一些人看来,英国和法国都拥有帝国体系,而真正的大国必须要有一块“阳光普照之地”(place in the sun),意大利如果想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就必须要通过某种方式进行领土扩张。这样的逻辑具有十分危险的缺陷:意?利在经济上并不必然需要殖民地;与其邻国相比,它也不具备获取殖民地所需的巨大实力;意大利急剧膨胀的剩余人口的确给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担,但这些人口很容易找到理想的移民接受国。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仍滞留于其可怕的邻国奥匈帝国境内,一些民族主义者对此十分不满,而克里斯皮对这种不满情绪确实非常担忧。但意大利向其他地区实施帝国扩张,将使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们忽略未收复的意大利领土。克里斯皮也许认同这样的主张,但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分子却另有想法:他们的帝国扩张梦想完全建立在对殖民地纯粹的欲求,即大国理应拥有殖民地。犹如?国卓越的怀疑论者俾斯麦亲王(Prince Bismarck)尖刻但相当精确的总结:意大利“有好胃口,但却没有好牙齿”。它仅有的成功是于19世纪后期获得的两块十分贫瘠的非洲领土:红海的厄立特里亚以及红海与印度洋交界处的非洲之角索马里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