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因法军在普法战争中的溃败而垮塌，新生于混乱和羞辱中的第三共和国（依次参照18世纪和19世纪的两个革命共和国而命名），将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管理国家的使命。第三共和国建有两院制国民大会。下议院或众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由普选产生，上议院或参议院主要从地方选举产生的官员中任命。国家元首为总统，但实权归总理，总理不向总统负责，而是依靠下院多数派的支持行使权力。
在经历了两个拿破仑以及若干潜在独裁者的荣辱沉浮之后，第三共和国刻意构建了防范军事独裁的制度体系，即阻止所谓的马背人掌权。但到了1889年，骁勇的乔治·布朗热（George Boulanger，1837—1891）将军却企图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作为一名受人欢迎的英雄，?朗热得到了君主制主义者、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共同支持，因为他们都寻求一场针对德国的复仇战争。布朗热最终虽然丧失了勇气，逃往他国并自杀，但无论是共和国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会轻易忘记布朗热的存在。
政治共识本身很难在新的制度体系内生成，第四共和国因此必将面临各种分歧与争吵的困扰。部分人赞同共和制，另一些人则主张恢复某种形式的有限君主制，而保皇派内部也争吵不休。正统派支持波旁皇族的后裔，奥尔良派则支持法国最后一个国王路易斯·菲利普（Louis Philippe）的继承人，而他们同时又强烈反对共和制的支持者。在?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天主教徒与反教权主义者之间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共和国秉承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旨，并没有调和天主教多数派强烈的宗教情怀，他们坚决反对建立不承认宗教特殊地位的政府，而由教会、军队及富有者组成的右翼，仍然希望由一个铁腕人物来掌管政府。与此同时，政治左翼内部也四分五裂，争吵主要在支持或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之间进行。
在19世纪最后的几年中，争执的激烈氛围并未随一系列丑闻的发生而缓减。总统的女婿涉嫌出卖国家最著名的军团荣誉勋章；承建巴拿马地峡运河的公司因财政丑闻而?产。费迪南德·勒塞普（Ferdinand Vicomte de Lesseps，1805—1894）曾因1869年成功开凿苏伊士运河闻名世界，但巴拿马运河公司的丑闻却使其名声扫地。部长及副部长们因收受贿赂而支持摇摇欲坠的运河公司，而数名犹太金融巨头卷涉其中为反犹主义提供了口实。然而，这一切与德莱弗斯案件相比却黯然失色，其中显露的赤裸裸的反犹太主义，首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上尉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阿尔萨斯被德国占领后逃到了法国，他是一场间谍阴谋与当时盛行于法国的反犹太主义的意外牺牲品。德莱弗斯被指控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当局草率地对其进行了审判。德莱弗斯是第一个为法国总参谋部服务的犹太人，这实际是他被选作替罪羊的主要原因。1894年，他因叛国罪终身监禁于远离南美海岸的恶魔岛。1896年，法国情报局官员乔治·皮卡特（Georges Picquart,1854—1914）上校发现，起诉德莱弗斯的相关文件是伪造的，真正的叛国者是声名狼藉的冒险家费迪南德·艾斯特海兹（Ferdinand Esterhazy,1849—1923）少校。皮卡特因此被秘密发配到非洲，但德莱弗斯的家人通过独立的调查，证实艾斯特海兹是真正的叛徒并要求重审此案。艾斯特?兹虽被起诉并被宣判无罪，但这一事件已在公众中沸沸扬扬、难以平息。1898年，著名的小说家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1840—1902），在报纸上发表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使危机再起波澜。左拉逐一声讨那些军事领导人，为了挽回军队的名誉不惜故意牺牲一个无辜者。
法国随之形成了德莱弗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大派。在媒体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德莱弗斯案被重审。文件伪造者的自杀给军事法庭提供了新的证据，但德莱弗斯依然被判犯有叛国罪。共和国总统最终赦免了德莱弗斯。1906年，紧张局势稍趋缓和后，他被民事法庭宣告无罪，并恢复了其部队中的少校军衔。
德莱弗斯案件尽管造成了严重的分裂，但经过数年的争论，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反教权主义者以及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都对教会、军队和反犹主义者持有怀疑的立场。双方围绕“两个法国”的争吵完全淹没了德莱弗斯问题，并形成了歇斯底里的对峙局面。一派主张共和制的法国，即大革命和1789年原则的继承者。另一派坚持君主制的法国，即国王、圣坛和军队的法国，它从不曾向大革命原则妥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