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稳定增长了几十年后，欧洲的出生率从1900年开始下降，但健康、卫生以及饮食条件的改善又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并且也提高人的预期寿命。这些因素加上区域内部的移民潮推动欧洲进入了一个城市文化日趋发达的新时期。与此同时，大量的出境移民（许多人去了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欧洲的人口过剩问题。
随着现代主义日益成为推动艺术革新、反叛传统的强大力量，艺术家们转而描绘他们自己而非他人看到的现实世界，由此奠定了现代艺术发展的坚实基础，新世纪也因此见证了艺术领域强大的革新运动。“新艺术”虽然并没有很快被公众所接受，但民众的冷漠并没有引起艺术家对此的顾虑，而这一问题本身也缺乏受重视的价值。
在建筑领域，大胆的革新者同样用他们新的理念与风格，取代了古典主义长期坚持的设计原则。音乐领域亦经历了相同的变革。面对大批无所适从的听众，作曲家们以他们反叛性的创造力，永远地改变了音乐历久不变的创作原则，而公众对此表现出了同样缓慢的适应力。
在文学领域，旧的规范也遇到了新作家的严重挑战。他们用全新有时甚至是令人惊诧的方式驾驭和使用语言，无论诗人还是小说家，都以他们自身的感知展示世界，全然不顾及读者的意愿与理解力。
科学领域令人眩晕的变革，给一个尚无准备的世界带来了剧烈的冲击。20世纪初，科学对于物质和能量属性的理解，开始沿着一条不断延伸并具革命性的道路前行。科学家们证实了放射能和亚原子微粒的存在，光的量子理论也得以系统化。物理学可谓经历了永久性的变革，牛顿经典的宇宙观被完全颠覆了。1905年，这一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爱因斯坦，出版了永久推翻人们时空常识的《狭义相对论》。其高深的理论显然超出了外行人的理解水平，而这又清楚地表明，未来有关速度、质量及时间等终极概念将很难被非科学家所理解。
20世纪早期也见证了社会秩序的新观念。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其发展同样遵循无情的适者生存原则。一些人据此认为不同的种族应有高低贵贱之别，种族歧视因此并不违背自然规律，甚至是一种有益的制度。由此不难看出，一些欧洲人正是以这样的道德观，来证明其帝国主义行径的正当性，而这同样为美国“吉姆克罗”种族主义制度提供了合乎理性的辩白。
反犹主义是普遍存在于欧洲的一种古老的种族主义，其在俄罗斯帝国体现的尤为严重。作为回应，欧洲犹太人发起了犹太复国运动，他们反对同化，呼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国家。
对社会秩序的挑战也来自其他的思想家。许多人崇尚力量与权威，其中尤以尼采最烈。他认为社会应被高贵的统治者所掌管，并应超越普遍道德、基督教、民主、资本主义的制约，其奇特的影响一直延及新的世纪。
对人格的重新解释是由弗洛伊德完成的，其关于无意识、性欲及个体发展理论的影响，显然不能被过分夸大。然而，心理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尽管遇到了强有力的反对，依然在正统的医学领域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
妇女选举权运动在一战前即已日趋活跃，并在战争期间取得了首次成功。芬兰、挪威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欧洲率先承认了妇女的选举权。然而，主要的民主国家并未采取效仿性的举措，并且这一重大问题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得以逐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