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和法兰西分别是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强国。荷兰也曾经在17世纪经历了一段贸易与财富的黄金时代。在18世纪，欧洲国家更加势均力敌。一些在17世纪已经失势的国家重新回升，如西班牙和奥地利，而法兰西尽管仍旧是欧洲大陆上最强的国家，却在缓慢地衰落。力量的中心由欧洲腹地移向东、西的边缘。在东面，俄国首次在欧洲事务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普鲁士尽管国家还小，经济基础尚显薄弱，但到18世纪中叶已经表现为一个主要的参与者。在北面，信奉新教的瑞典失势于俄国。在西面，不列颠进行着竞争，并在海上胜过了法兰西，因而对欧洲大陆施加着它之前从未有过的影响。
1.不列颠（1714—1760）
在18世纪，英国商人将贸易上的老对手荷兰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并逐渐超过了新的竞争者法国人，处于领先的位置。从重商主义的标准即商业、殖民地和海外实力来判断，不列颠是欧洲最强的国家。然而，在最完全的意义上，不列颠的殖民帝国并不是一个重商主义的事业。同业公会负责对殖民地的监督，它奉行一种“有益的疏忽”的政策。从长远来说，有益的疏忽没有使殖民者满意，他们发现英国的政策既不是有益的，也不是疏忽的，但是，从短期来说，这种政策促进了殖民者的成功和自力更生。
皇家海军拥有受过训练的军官团和比任何其他强国都要多的舰船。未来的舰长在16岁的时候或者更早就出航了，并在接受任务之前经过长期的实践训练。不列颠的军舰数量是法国的2倍，商船数量是法国的6倍，熟练的水手、商人和海军的总数量是法国的10倍。在战时，舰队可以利用商船队来获得额外的水手和补给船。
相反，英国陆军既不多也不令人注意。它的军官被认为是欧洲最差的，它的许多士兵都是来自于德意志黑森—卡塞尔邦国的雇佣兵，或者是黑森人。对陆军的忽略是一种故意的决定。英国的岛屿在防止入侵上是相对安全的，而且，英国人民担心一支常备的陆军会成为潜在的专制主义的工具。
光荣革命极大地确定了对陆军的不信任，也确定了议会的最高权威。议会批准威廉和玛丽即位，取代詹姆斯二世。当安妮——玛丽的妹妹和最后一位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在1714年去世的时候，议会已经安排汉诺威王室继位。
在新王室的头两位国王乔治一世（1714—1727年在位）和乔治二世（1727—1760年在位）的统治时期，内阁只是开始获得权威。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决不会放弃所有古老的王室特权。他们经常插手来指挥战争和外交。他们从辉格党中选择内阁部长，然后控制下院。然而，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因为这适宜于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不信任托利党人，一些托利党人被牵涉进复辟詹姆斯二世后代王位的詹姆斯党人的密谋之中。（詹姆斯党人的名称来自于“詹姆斯一世时的一种铸制金币”一词，拉丁文指“詹姆斯”。）
从1721年到1742年，领导下院辉格党人的罗伯特·沃波尔是内阁首脑，他实际上是首相（或者首席部长），尽管头衔还是非官方的。沃波尔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他通过熟练的操纵技巧在下院保持着多数票。工作并不简单，因为党纪还不存在。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名词指的是易变的利益群体，而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党派。
在开始的两个乔治的统治时期，辉格党人是一个由拥有土地和“资金”的士绅们，即由来自于乡村的贵族与乡绅，以及来自于伦敦与省城的商人与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联盟。辉格党人于是重建了一个政治同盟，它最早出现在中世纪较晚的时候，郡的骑士在那时已经加入市民组成了下院。家庭纽带、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对财产的共同关心使乡村和城市的辉格党人走到了一起。
关于18世纪社会阶级，像士绅和乡绅这种词语隐含了哪些意思？历史学家一般同意，他们指的是仅仅处于有头衔的贵族之下的阶级。士绅的等级包括贵族较小的儿子，理论上来说他们不是贵族，因为上院的席位只传给最年长的儿子。这一等级也包括其他拥有地产的业主，对所有这些人的口头称呼是“先生”（sir）,书面称呼是“大人”（Esquire）。在历史上，士绅依靠地产的收入生活，但到了18世纪，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商业上占了一份。成功的商人有时购买乡村的房产，自己当上了绅士。但是，近来的研究表明，在英格兰成功商人向贵族的变化是有限的，在法兰西则受到更少的限制，在那里贪污腐化为将财富转化成贵族身份提供了机制。
在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沃波尔时候的不列颠不是民主的。只有绅士可以希望升职和成为陆军与海军军官、律师、牧师和内科医生。在地方事务上，治安官只从拥有土地的士绅中产生，他们主持法庭，决定工资等级，监管对穷人的救济，维修桥梁与公路和?护有产阶级。直到18世纪40年代，只有绅士有权选举议员。在许多选区，有少数选民怂恿腐败，特别是在“腐烂的”和“口袋”自治市镇，这些市镇选民很少，某个富有地主的“口袋”就可以控制选票，他们很容易通过行贿来达到目的。
所以，统治阶级管理着通常没有投票权的民众。伦敦已经大得足以容纳贫民窟、暴力犯罪和交通阻塞，同时伴随着几乎完全缺乏的治安与消防。孩子一般在8岁时就开始工作。然而，不列颠的统治阶级尽管通常是自私和狭隘的，但在情况最好的时候还是会对较不幸的人有一种公益感和公德心。而且，克伦威尔反叛的记忆和圈地运动所导致的周期性的食品骚乱，也强烈地刺激着贵族要维持政治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