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弱旧制度的那些变化在西欧是非常明显的。从某些方面来说，它们是经济革命。相对于19世纪或20世纪而言，18世纪经济变革的步伐要缓慢一些，它没有如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政治剧变充满戏剧性。然而，从长期来看，经济“革命” 的结果与1776年和1789年的政治和社会革命的结果完全具有同样的革命性。
1.商业和财政（1713—1745）
欧洲许多基本的商业活动机构在1715年之前就已经发展起来，如文艺复兴时期的银行与保险公司，还有16世纪特许的贸易公司。重商主义在菲利普二世时的西班牙、路易十四和考伯特时的法兰西、1651年到18世纪早期时的不列颠就已经发展成熟。由于受到不断增长的人口和食品需求的刺激，海运贸易得到稳步增长，它成为加速商业发展步伐的一个主要力量。
海上?易的增多加大了对于轮船和货物保险的需求。18世纪之初，伦敦的海上保险经纪人就聚集在伦巴第大街的爱德华·劳埃德咖啡馆里讨论商业、新闻和政治。由此诞生了伦敦的劳埃德公司，一个发展出海上保险政策的标准形式并发行了最早的详细而精确的航运报纸的公司。从咖啡馆这一非正式环境中诞生的另一个伟大的伦敦机构是证券交易所。
海上保险的繁荣，部分是因为改善了的海图、灯塔与浮标装置使航海更加安全。船长通过使用两种新的工具，能够确定他们在海上的地理方位，这两种工具是六分仪和航海表。六分仪是一种精巧的望远装置，可以测量出正午?分太阳的高度，从而指明轮船所在的纬度。航海表是一种不受轮船运动影响的钟表，能够保持在格林尼治平均时间（穿过伦敦附近格林尼治的子午线的时间）。这两种新工具也使得可能对轮船的经度做出计算。
在陆地上，交通和运输方面的改进开始得非常缓慢。除了相对好的法兰西大路，欧洲几乎没有宽阔的道路。商品的陆路运输仍旧速度慢、不安全、价格昂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50年，之后收费公路和运河的建造才逐渐改善了这种状况。
商人们面临着限制性的行会规章、许多不同的硬币和度量衡以及大量的地方通行费所设置的障碍。例如，瑞典只铸?了铜币，包括一种重达43磅的铜币。巴登是一个较小的德意志邦国，它有112种不同的量度标准，对干货有65种，对液体有123种，对谷物有163种，更不用说还有80种不同的以磅为单位的称量标准。甚至在相对一体化和中央集权化的法兰西，各种地方税和其他的国内贸易障碍也仍旧存在。
地方既得利益的残存表明，重商主义国家在权力上有许多局限。尽管重商主义需要以国家为基础的商业规章，但是18世纪的政府没有一个有能力使全国性的规章生效。奥地利、普鲁士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国努力使重商主义转化成为一种叫做卡麦拉主义（cameralism,此名称来自于?马教廷的财政部，是处理财政收支的委员会或议事机构）的更加系统的政策。它们的主要目标在于安排国家预算，特别是增加国家岁入。其他国家则通常严重依赖私人公司和个人来执行经济政策。
所以，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其殖民地禁区内所实行的不仅是一种贸易垄断，而且是实质上的统治权，包括驻军和指挥外交的权利。发明家独自行事，而不是在政府的机构中工作。总体来看，个人首创精神所完成的事情要多于政府所做的，尽管这种首创精神也会失控，正如世纪早期的两次投机性繁荣所表明的那样：法兰西的密西西比投机泡沫（the Mississippi Bubble）和英格兰的南海投机泡沫（the South Sea Bubble）。
